1994年夏天,我从华盛顿回国。不久前,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开罗签订了《加沙—杰里科协议》(Gaza-Jericho Accord)。在外流亡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开始陆续回迁至被占领土。
回国路上,露西、孩子们和我在塞浦路斯短暂停留了几日。对于回国后的际遇,我应该是有不祥的预感;在药店外坐在租来的车中等着露西时,我构思了一个间谍小说的情节。我一直很喜欢这类小说的感觉:月光下闪过的黑影,茶杯口上被抹花的唇印,留在灰尘间的指纹。构思这些情节,而不是被动地陷入即将面对的困境,抵御恐惧的效果竟然好得出奇,比串珠还管用。
我突然想到,要是我就这样凭空消失,会怎么样?想象中应该有负责绑架的人鬼鬼祟祟地潜伏在车后,把枪伸进开着的车窗里,强迫我下车。等露西买药回来,会发现车中只剩下烟灰缸中还冒着烟的烟头。
后来到了酒店,我在房间里写出了故事梗概。当时拟的暂定名是《消失》(The Disappearance)。主人公叫萨米尔·卡南(Samir Kanaan),父亲是巴勒斯坦穆斯林,母亲是犹太人。萨米尔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闪米特语,在那里被巴解组织招去旗下的某个安全机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前,他被派往被占领土建立一个抵抗组织的网络。多年以后的大起义期间,以色列方偶然将他逮捕,他度过了数年的牢狱生涯。《奥斯陆协议》即将签署时,他被释放。
被困铁窗多年的萨米尔,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学业;远离政治,远离间谍活动,远离任何神秘的冒险,也不要欺骗与谎言。就在这个当口,贾布里勒找到他,说自己怀疑巴勒斯坦的激进主义者和以色列安全机构中的流氓派系正在策划一起罪恶的阴谋,要针对以色列平民发起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以此来破坏和平进程。贾布里勒不想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却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萨米尔,这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多年前两人曾是狱友,贾布里勒也很清楚萨米尔是学者,是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两人想出了一个端掉阴谋的计划。然而,计划还未实施,在塞浦路斯岛上的一家药店门前,在一辆租来的车中,萨米尔就被绑架了。
我能想出这么一本未成文的小说,是因为“消失”二字恰恰能准确概括1994年到2000年间我的公共生活。我当然没有被绑架,不过一些过去的活动人士朋友说,我还不如被绑架了呢。对我来说,逃离喧嚷嘈杂的政坛,就像在我父母的沙龙上,在关于苏伊士战争或古巴导弹危机的激烈辩论中偷偷溜走。小时候,我常溜到房间里玩小木棍。现在,我已是年过四十,就用这个时间来实现一个梦想,初次造访谢南多厄河谷就产生的梦想:创办一所大学。
刚回到耶路撒冷时,我最初的想法是利用父亲在萨拉赫丁街上的工作室旧址,运营一个研究机构。但没过多久伊马德就又找到了我。圣城大学校长哈特姆去世了,整个机构失去了掌舵之人,风雨飘摇。伊马德把他在华盛顿所说的各种理由又重复了一遍,请我出山,接任校长。
我的很多老朋友勉力说服大学董事会,把我作为校长的人选之一。校董会主席是我叔叔,他主持投票时,只有两个支持哈马斯的成员投了我的反对票。这份工作是我的了。
我知道,要让这个地方起死回生,需要使出浑身解数,还得要运气超群。我也知道占学生人数90%的哈马斯派系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我。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倒是很享受这样的挑战。如果是简单直接的行政管理工作,我就不接招了。但眼前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能在不参与政事的情况下,也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我再次回忆起漫步在杰斐逊学术村的情景。学术改革也能成为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吗?听起来也许有点迷信,但多年以来,刻有蒙蒂塞洛的硬币已经成为我放得随处皆是的护身符,有时候是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候随身携带在衣袋中。我将其摩挲得愈加频繁。
一次,我和费萨尔的律师贾瓦德·布洛斯聊天,没有提到杰斐逊的名字,却说出了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当时我们在我父亲的事务所旧址里喝着土耳其咖啡,我告诉他,自己已经接受了圣城大学校长的工作。贾瓦德极为震惊,差点摔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吼道,“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可以去政府当部长,或者回比尔泽特做学者。放弃做政治家,放弃做体面的学者,跑到一个破学校做一份破工作,你到底想干吗?”他觉得我竟然会跑去和一群小人物浪费时间,所以很惊讶。整个大学,从教授到清洁工在内,还不到120名教职工。“还有那儿的学生!你可别忘了那些学生是什么人!”
我的回答更让他啼笑皆非。当时我特别想把口袋里那枚美分硬币拿出来,但没敢这么干,不然贾瓦德一定会觉得我疯了。“你错了,386贾瓦德,”我只是简单地说,“你拭目以待吧。我既能当学者,也能当政治家。”我又给他倒了些咖啡,“还反对吗?”
我的字字句句都发自内心,因为我接受这份工作是经过反复思量、权衡利弊的。我把所有因素都细细考虑过一番:粗糙不堪的巴勒斯坦政府,学校的学生,以色列激进的扩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比起在巴勒斯坦政府内部打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必输之仗,我不如努力去拯救一个行将就木的学术机构,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我说这些的背后,还藏着没有明说的政治目的。这与我早期构想建立影子政府的策略紧密相连。圣城大学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微缩的巴勒斯坦社会,两者的许多弊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所大学贫穷,管理粗放,而且宗教狂热之火在熊熊燃烧。如果能由现代且高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圣城大学力挽狂澜,那么这样一个行政管理集团到了国家层面上,也能显著提高巴勒斯坦的大众民生,最终朝政治自由迈进。圣城大学就是我的实验室,我要在那里测试一下自己那些关于身份、自由和意志的理论。要塑造身份、获取自由,就要面对困难,抗击那些阻止意志的力量。我曾起誓要捍卫自己从小就热爱的阿拉伯文明,防止以色列人将其一点点排挤出我土生土长的城市,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俯瞰耶路撒冷的山丘上建造一个好大学。
1995年1月,我已在圣城大学就位。“玩得开心!”我起程的时候,母亲揶揄一笑,留下这样的祝福。这下至少雅各布和辛贝特不会再骚扰我了,这是她衷心的希望。
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座阿拉伯大学的梦想深深植根于阿拉伯崇高的民族主义之中。1922年,针对犹太人梦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的提议,世界穆斯林大会(World Conference of Muslims)提出,也要在同一座城市建立一所旗鼓相当的阿拉伯大学,遭到英国托管政府作梗而未能实现。1995年,希伯来大学拥有2万多名学生和1200名享有终身教职的员工,而阿拉伯大学基本上是名存实亡。
我来做这件事其实是延续由父亲发起的家庭传统。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曾任约旦教育部部长,成功说服政府作出建立这样一所大学的决定。侯赛因国王的种种计划太多,于是搁置了父亲在安曼创办约旦第一所大学的想法。1967年后,父亲又做了一次努力。巴勒斯坦人希望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学,尽管当时已经被吞并,父亲还是表示支持这个计划,甚至可以说,被吞并正是他支持这个计划的原因之一。阿拉伯人必须坚守住阵地。但他没能说服国家指导委员会里那些满脑子都是抵制和对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大学会被以色列人控制。
圣城大学终于变成现实,其实人为的努力并没起多大作用,而是出于法律上的实际考量。20世纪70年代末期,四个独立的学院开始慢慢发展,从东耶路撒冷到拉姆安拉,每个学院都有单独的董事会、学术构成、预算和办学目标。其中一个学院是松散的伊斯兰神学机构;另一个是女子学院,就位于东方宫前面的一栋大楼里。(一开始建校是为了给1948年代尔亚辛惨案后的孤儿一个容身之处。)在拉姆安拉则建立了一所护士学校。四所学院中最大的,也是我准备建立的机构的“种子”,就是阿布迪斯的科学技术学校,该校得到了科威特人的支持,校址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山坡上,附近就是旧时乡村的中心,从我的公寓散步过去大约15分钟。
20世纪80年代早期,四个学院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联合。当时每个学院分别申请阿拉伯大学联合会(Arab Federation of Universities)对其进行评审认证,但在申请时都被要求统一名称,就像同一个学院一样。于是它们进行了名义上的联合。接下来的十年中成立了一个由耶路撒冷穆夫提担任主席的联合董事会,四个学院完成了实际上的联合。
而实现真正意义上联合的行动又变得迟缓懒惰,真是典型的中东做派。联合董事会(后来由我叔叔担任主席)由代表四个学院的不同派系组成,掌控整体上的运营。
上任第一天,我在阿布迪斯的校园里四处漫步,扪心自问是否清楚自己踏入了一个怎样的境地。这片土地可不是森林葱郁的弗吉尼亚。在耶路撒冷,地理位置决定了很多气象上的大灾害。冬日的云朵到达校园上空时已经失却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里一片荒芜。我站在山顶上,看着马阿勒阿杜明定居点四处蔓生的房屋。正东方向是一片干枯的大峡谷,是古代先知藏身避难之处,直通死海。我眼前是橄榄山的背面,还有圆顶清真寺。
我去了校园里几栋散落在各处的大楼,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粗犷的水泥风格。我只看到了一样“装饰”,就是这光秃岩石山上苟延残喘的几棵树上贴着的哈马斯布告。
着手了解学院的内部工作,也同样令人沮丧不已。校长办公室没有独立的预算,权力也很小;董事会也未给予明确清晰的授权。成员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希望圣城大学以某种方式苟延残喘地走下去,不要太让他们丢脸。更有甚者,我被任命的同时,高等教育部的官员正在广泛讨论新计划,要将四个学院附属于其他机构,整个合并为同一所大学,这样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因为圣城大学甚至都没有书面上的登记。我已经发现了,这个大学在法律上就是个幻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当局都没有登记,也没有实际发挥作用的管辖法或规章制度。
我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资金。圣城大学可以用“身无分文”来形容。学费都不够30%的运营成本,外部津贴对于赤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有两个学院还背负着很重的债务。
另外一个巨大障碍是我现在的很多同事都在内部唱反调。之前提到过,有两个董事会成员是哈马斯的支持者;而其他人对我的支持,也是怀着极端矛盾的心理。我的过去充满了种种争议,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情势变化之下立即终止对我的支持。
而大学教职工则成为我坚强得多的后盾,大部分人都支持法塔赫。还有好些老朋友在这里担任教职,也参与了教工联合会的工作。
学生则完全不同了。用康德的话说,他们组成了“一块曲木”,我得将其掰直才行。这些学生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一代和他们这一代在意识形态上彻底的割裂。这些留着大胡子的狂热分子,在哈马斯精神的刺激之下,绝不允许任何知识自由;而试图让学生群体对知识自由有一点认识的人,则遭到持续的骚扰。人们战战兢兢,不敢随心所欲地表达思想。学生们掀起了一场政治宗教运动,系统性地为思想加上枷锁桎梏;要在一个被这种运动所掌控的学校进行改革,真是令人望而生畏。
我将病根追溯到巴勒斯坦的学习传统,这种传统体现了我国教育中的一切弊端。有些弊端我已在比尔泽特见证多年,但从没见识过规模这么大的,也没遇到过反抗力量如此无还手之力的情况。
四个学院的运转更像是技术学校,没有人文项目,所以就没有可以打破僵化思维的思想自由。圣城大学的常规学习方法很机械,就是死记硬背,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和社会从众性紧密相关的死知识。学生基本上是在复制现有的社会规范,因此学校只不过是在为一个本来就抗拒改变和批判的社会增添更多墨守成规的卫道士。
头三个月,我一直在深入研究学校的方方面面,为其制订发展计划。要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必不可少的三个步骤是: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建立坚定的支持团队,制定预算策略。
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必须用一个强大、独立的统一领导团体代替松散的学院联盟,领导团体要有足够的权威,能系统化地组织学术、行政管理和财务上的相关程序,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并引进新的教学项目。必须要有统一集中的权威机构,来执行统一集中的策略。
390 整个团队的人齐心合力,制订了能达成这两个目标的周全计划。如果学费始终只能解决30%的运营成本,学校就永远填不满财务上的窟窿。我们在预算中估计,80%以上的运营成本要从学费和新的研究项目中出,这样才能减少我们对不稳定的外部援助的依赖。要增加学费收入,就需要增加学生数量,也就是要增设更多的专业和项目,所以需要更多的教职员工。要建立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就要编制预算并为其提供资金。我们希望摆脱长期的财务赤字。在怀疑论者看来,这大约是变着花样地搞庞氏骗局或里根的经济政策。
我给叔叔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展示那些图表和数字时,他们都在困惑地挠头。这些计划涉及未来几年的长远打算,解释了收入和支出如何能做到最终的平衡。我想,他们之所以最终表示支持,是被我这种“天性善良的梦想家”气质所震撼,制订这个计划的人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堂吉诃德,顺毛捋就行了,但不用太过认真地对待。
我刚开始把蓝图变为行动,这种淡然的宽容就变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敌意。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看得出来,只要我开始动真格的,就会出现越来越多令人恐惧的负担;而他们觉得需要负责的是他们本人,财务与法律上皆是如此。
教工们也开始产生各种疑问,原因完全可以理解。我的计划有个弱点,就是没有任何资金可以解决一开始的支出,特别是薪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这个政策直接削减了员工的月薪(我们曾一度拖欠五个月的薪水),他们当然不会赞同,与此同时,我还在四处招募各种新的教职员工。我时刻准备好在员工大会和联盟会议上拿出展示的图表,但对他们根本就起不了实际的安慰作用。一如既往,员工们在改革面前退缩了。我提醒团队成员,肚子饿的时候,脑子是无法保持理性的。
要是没有教育上的愿景,就算达到收支平衡也毫无意义。我发誓说,在我的守护下,学校最重要和最迫切的追求就是大量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头脑。在团队早期起草的一份政策声明中,我们明确了学校的任务,就是宣扬符合逻辑的人文主义思想,帮助人们发展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学术上和政治上皆是如此。学校要致力于教育男女学生,追求领导力、和平与民主的价值观。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我从前在联合会和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的自由,无论是举起枪杆子还是挥舞旗帜都争取不来,只能靠自己滋养。
在那尘土飞扬的山峰之上,我也在关注着山下政治局势的发展。1995年到2000年间,我是个旁观者,有时候会感到困惑,但大部分时候是极度痛苦的。我经常是一手摩挲着美分硬币,一手拨弄着串珠。
曾经,像贾布里勒和他的战友们那样挥舞旗帜或携带武器,都意味着会锒铛入狱,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这着实令人震惊。各种各样的旗帜四处可见,大量枪支突然出现。在流亡归来的巴解组织成员中,有年轻的领导人(所谓的“内部人士”),比如几年前被排挤在外的马尔万和贾布里勒;除此之外,大部分是年岁渐长的老派革命者,他们从1967年起就没踏足过约旦河西岸地区,有些人甚至在1948年后就离开了。这些人“外部人士”中有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派,还有少数残忍的暴徒。
他们建立的政权印证了我离开华盛顿前所有的担忧。政治上的重心突然就从“内部”的大起义活动人士转移到巴解组织领导人那里,地理重心则从东耶路撒冷转移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也就是“外部人士”居住的地方。不用说,政府大部分的部长是“外部人士”,而他们下面的次长总体来说都是很有能力的当地人,很多人曾供职于技术委员会,已经有了两年做筹备工作的经验。他们做过翔实具体的研究,手上有经过仔细斟酌的工作文件,随时待命,可以迅速行动,来建立高效运转的部门。
遗憾的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和归来的领导合作。新任部长们被汽车、奉承等权力的诱惑弄得眼花缭乱,根本没心思去研究各类报告,或认真倾听当地属下的建议。高官们无视已经高高堆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倒喜欢炮制新的报告,反正部长就是做这种事情的。很多部长闲着没事,喜欢围在阿拉法特位于加沙的办公桌前,看着他日理万机,等着这位老人直接给他们下达指示。有些对下属像天神一样颐指气使的部长,会费时费力地去阿拉法特面前,就为了请他批准自己雇用一个办公室秘书。所以,也难怪阿布·阿拉的PECDAR是巴勒斯坦最高效、最独立的机构。
我用尽一切努力置身于巴勒斯坦政坛之外。但有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高级委员会就不再是个秘密组织,它吸引了大量雄心勃勃的政客。正如贾布里勒和我所规划的那样,法塔赫高级委员会是法塔赫在当地的权力基础,而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马尔万,一开始在全国受到的拥戴仅次于阿拉法特,但很快就位居第一。委员人数从15人跃升到超过70人。曾经帮助委员会成立的贾布里勒、达赫兰和萨米尔等人,仍然是委员会成员;还有很多来自各个地区的代表;就连中央委员会也有人想加入。
贾布里勒和我仍然在很多观点上不谋而合。(比如,他对哈马斯与教育的看法是:“没人有权用疯狂的愿望来控制我们的孩子。”)回到巴勒斯坦的贾布里勒,自己任命自己为约旦河西岸地区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这份工作并不来自旁人,不是阿拉法特,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他就是冒出了这个想法,然后付诸行动。他只寻找和招募当地的法塔赫人员,大部分是曾经的狱友。过了些时日,他建立起一支5000人的武装力量。达赫兰也在加沙建立起另一支旗鼓相当的队伍。
阿拉法特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但作为从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在实权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也寻求了美国的支持,建立起其他的安全部队,大部分人员是新回归的“外部人士”。
费萨尔不是政府成员,因为在最后谈判之前,耶路撒冷一直被排除在外;而他的工作重心就是耶路撒冷。曾经作为“全国领导人总部”的东方宫,现在成为非正式的东耶路撒冷市政当局。费萨尔忙得不可开交,全力应对房屋破坏、土地征用,以及剥夺人们居住许可的邪恶政策。
我安居山顶,从旁观察,发现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耶路撒冷越来越紧张的氛围。官员们缺乏经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不善,我们的政府或多或少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以对抗以色列政府目标明确、条理清晰的发展计划。乔姆斯基所言不虚:《奥斯陆协议》非但没能阻止以色列人,反而加速了他们的扩张。最赤裸裸的表现就是暴力的升级。双方的极端分子,有的用炸弹,有的用卡特彼勒拖拉机,很快摧毁了克林顿、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草坪上的握手所带来的全部希望。
《奥斯陆协议》中没能解决的定居点,如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举一个我眼前的例子,对金匠市场的“占领”本来是缓慢进行的,现在也加快了速度。扎基堂哥翻箱倒柜地找出已经破损不堪、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记录,证明我们家族对那里的所有权。在这个过程中,他翻阅了很多关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史料,决定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一个发现让他深受启发。他在开罗一个古老的犹太会堂中翻出了古老的经卷,上面记载,犹太人热烈欢迎哈里发奥马尔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这样一来就结束了数百年来拜占庭对犹太人进入该城的禁令。
讽刺的是,扎基堂哥呼吸着数个世纪的尘埃,重构穆斯林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谐到惊人的关系;与此同时,对这座古城的争夺战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在马德里谈判期间的担忧被证实了,以色列人行动迅速,无中生有,改变地理和人口上的数据,使其符合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的口号,赞颂这里是他们“永恒且不可分割的首都”。
第一次察觉这样的蛛丝马迹,是我开始在大学工作后不久。当时一位朋友(在“行吟诗人咖啡馆”时期结交的)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一次经历,说堪比卡夫卡《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小说中格里高尔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而我的朋友,在埃坦将军的描述中已然是卑微如虫蚁了,某天早上醒来,他赫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异族人”。我的朋友,和被从古老的耶路撒冷赶出来的我一样,失去了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居住的权利。
其实,这是他的合法身份第二次发生非己所愿的变化。1967年,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时,给了他居住许可。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还有他,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遭遇,仿佛大家是“迁居”到耶路撒冷,并得到了批准,这得“感谢”政府的宽宏大量,给他们发了一张“绿卡”。当然,他并没有“迁居”到任何地方,是以色列人攻占了他所居住的地区。不管他在苏莱曼大帝城墙外的土地之中安葬了多少祖先,官员大笔一挥,转眼之间,他在耶路撒冷的处境就变了,从拥有植根于传统和常识的、与生俱来的居住权,到属于“外来人员”,“特权”随时可被撤销。
随着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及其带来的领土“自治”,很多居住在东耶路撒冷但刚好在以色列指定的巴勒斯坦当局管辖范围之外的阿拉伯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居住权。我朋友的情况是,上床睡觉之前,还是自己城市的居民;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个游客,随时可能被驱逐。
露西和我了解了他的命运,又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禁开始深思:现在,只要住所穿过以色列划定的城市边界,你就有可能失去居住权。我们在阿布迪斯的家,只有一面墙是在耶路撒冷市的边界内,另外三面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睡觉,在耶路撒冷吃早饭。我们家相当于是跨越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人可以说我们其实并不住在耶路撒冷。我这个“预言”当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几年后又成真了,真是很有先见之明,又可悲可叹。
露西和我作出了艰难的决定,从能看到圆顶清真寺的山景房搬到了拜特哈尼纳(Beit Hanina)的郊区。这个两层楼的新家窗外没有美丽的风景,但胜在安全。这个区毫无疑问地处在耶路撒冷的边界之内,也意味着以色列人无法剥夺我们作为耶路撒冷市民的权利。
定居点扩张的速度既催化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又受其刺激。在1994年12月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拿起他们的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历史就开始玩这个致命的辩证游戏了。10月,佩雷斯在到处宣扬自己“新中东”的口号,而哈马斯在特拉维夫炸了一辆巴士,夺去了22位平民的生命。拉宾的回应是设立路障、封锁区域,让加沙的经济陷入停滞。生活水平下降了25%,失业率飙升至将近60%。经济开始下滑,人们对《奥斯陆协议》的支持自然大幅减弱。本来造成经济螺旋式下滑的罪魁祸首是哈马斯的极端行动,但这个组织反而从中获益,因为他们还掌控着社会服务网络;很不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1995年1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后一个月,拉宾向阿拉法特承诺,停止新定居点的建设,征收阿拉伯土地也只做公路修筑之用。3天后,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中止谈判;又过了3天——离拉宾跟阿拉法特作出承诺还不到一个星期——以色列内阁批准再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修建2200套住房。
事情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那个夏天,哈马斯又炸毁了两辆以色列巴士,而拉宾-佩雷斯政府开始执行“大耶路撒冷”的总体规划,要在以色列定居点的外沿继续修建工作,深入约旦河西岸地区。
拉宾还拿出了其他的计划(沙龙总理最近突然又重提这些尘封的计划),单方面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之间划定了一条永久国界,旨在巩固以色列对该地区的长久控制。这个计划涉及马阿勒阿杜明和耶路撒冷北部之间数千个人家,以及一个工商业集中地带。将马阿勒阿杜明和耶路撒冷连接在一起,目的是要把约旦河西岸地区分成两块,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住区和乡村变成孤岛。
我在新迁居的拜特哈尼纳见证了这一切。六日战争以后许多年,耶路撒冷市政当局通过惯用的欺诈伎俩,征收了拜特哈尼纳的很多农业用地,具体做法是将这些土地划为“开放”用地,以此防止人们使用土地或在上面进行修建活动。现在以色列人宣称,这些土地“荒废和/或被弃用”,根据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条旧法,将其征收,成为国家资产。一天早晨上班路上,我看到了各种挖掘设备,目的是扩张犹太定居点皮斯加特泽耶夫。
以色列再无人倾听巴勒斯坦的抗议,因为哈马斯的极端行动在以色列制造了一种异常狂热的氛围,甚至被人们比作内战。数万“反奥斯陆”的抗议者挤满了耶路撒冷大大小小的广场。拉宾曾经下令“打碎”巴勒斯坦人的“骨头”,还在定居点“安全维护”和扩张上花了数不清的钱,两者都令人们不买他及和平协议的账。巴勒斯坦人的极端行动和以色列人对《奥斯陆协议》的敌意相辅相成。我那个侦探惊悚小说中的核心阴谋有点一语成谶的味道,想来叫人心惊胆战。沙龙在西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锡安广场(Zion Square)领导了一次抗议示威,抗议者举着牌子,上面的拉宾身穿纳粹党卫军的军装。沙龙谴责说,签订《奥斯陆协议》根本就是叛国行为。
11月,一位反拉宾的犹太人将其谋杀。整个场景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和希伯伦大屠杀很像:是在特拉维夫的一次和平集会上,在10多万人面前。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是在电视上目睹这些场景的。拉宾站在台上,人群唱着一首歌颂和平的希伯来歌曲,热情而美好。从电视上看,他一开始只是含糊不清地动着嘴,接着慢慢有力起来,然后提高音调,坚定地唱了起来。伊加尔·阿米尔(Yigal Amir)携带政府发给他的手枪,等到拉宾下了台,才开枪将他击倒。
最近,我又回想起自己的“消失”,因为读了《失落的和平》(The Missing Peace)这本书。该书由丹尼斯·罗斯所著,厚达800页,讲述的就是奥斯陆和平进程的过程。其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作者也很会把握和描绘细节,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罗斯抽丝剥茧,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整个灾难般的过程,有时候让我无比沮丧,光是读完整本书,就得吃掉一瓶阿司匹林。作者用了150页来描述《怀伊协议》(Wye Agreement)的相关谈判,让我又想起比比·内塔尼亚胡掌权的岁月,想起他的推土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日日夜夜地忙碌。光是想想那些情景,就能让一个神志正常之人深感绝望。
在罗斯和两个谈判团队全心投入的对话中,我完全没有出现。而克林顿总统亲自投入了数百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聚在一张谈判桌前。然而,罗斯作为见证人的亲笔描述,让人觉得各方主要人物投入的努力越多,情况就变得越糟糕。
西蒙·佩雷斯出任总理之后,自杀式爆炸袭击又纷纷爆发。每爆发一次袭击,佩雷斯把握权力的希望就愈加渺茫。在签订《奥斯陆协议》时,他交给阿拉法特那封著名的信,承诺会允许巴勒斯坦的机构发展壮大,现在这承诺的价值甚至不及写信的墨水。(“上了法庭,我不可能代表你的大学要求兑现信中的承诺。”后来,我在一场阻止政府关闭圣城大学的法律之战中提起这封信时,我的以色列律师这样告诉我。)佩雷斯加快了定居点建设的步伐。
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以色列的旗帜从一些警察局和检查站降下。到1995年12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各大城镇。这为巴勒斯坦的立法机构和总统选举搭好了舞台。从理论上说,这些选举的目的是要加强人们对自治的参与感。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各种选举常常延期,而且选举一结束,人们又回到大起义之前那种被动怠惰的状态。很多人带着充分的理由质疑,到底有没有政府存在。认为有政府的存在,也许能增强集体信心,但虽然巴勒斯坦的旗帜在高高飘扬,我们的土地、资源和基本的自由却一点点被吞噬。表象之下,各种压力都在聚集,从餐厅里和大街上的闲聊判断,事态失控迫在眉睫。
到1996年5月以色列的选举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哈马斯谋杀的以色列平民已经足以把比比·内塔尼亚胡送上权力宝座。直到三年之后工党重新掌权,双方都如同警惕的战士,要抓住一切迹象,刺探对方的弱点。最终,以色列右翼找到了遵守《奥斯陆协议》,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办法,就是将其国家属性进行重新定义。这个国家没什么领土,对国界没有任何控制权,也没有首都,至少不在耶路撒冷;更没有能力去发展经济,自我生存。一位利库德集团政客如是说:“哦,他们想说那是个国家?行吧,他们想说那是个炸鸡都可以啊。”
罗斯的书中,这一点让我最为心痛头痛,吃了最多的阿司匹林,因为我不得不再次体验《奥斯陆协议》之死,回忆曾因这个协议而产生的所有希望。在怀伊的痛苦八日可谓整个过程的好隐喻。沙龙当时新官上任,是负责基建的部长;在很多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眼里,20世纪50年代担任臭名昭著的101部队指挥官的他,参与了折磨平民的暴行。他跟巴勒斯坦的谈判人员——其中很多人都有博士学位——打招呼,说他们是“一群暴徒”。在怀伊谈判中,巴勒斯坦人多争取了一些土地、一个机场和一个港口。为了让以色列人释放更多的囚犯,美国人默许他们建造新定居点哈尔霍马(Har Homa,在阿拉伯语中为Jebal Abu Ghnaim),该定居点将耶路撒冷与伯利恒割裂开。几年后,大部分当时被释放的囚犯要么被杀,要么再次被逮捕入狱,而哈尔霍马则欣欣向荣,定居者越来越多。
1997年,耶路撒冷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支持美国百万富翁欧文·莫斯科维茨(Irving Moskowitz)用开设赌场赚来的钱,在旧城东边的阿拉伯聚居区拉斯阿姆德(Ras al-Amud)修建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与此同时,沙龙告诉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者,“住在那里的所有人都应该搬家,应该迅速行动,占领更多的山头,扩张领土。所获取的一切都将牢牢把握在我们手中,而我们获取不到的,都将落入他们手中”。
定居者涌入约旦河西岸地区,而耶路撒冷附近也修建了一系列加强型路障,进一步收紧控制,截断了巴勒斯坦人的路。想要通过路障,只能千辛万苦申请特殊许可。当然了,犹太定居者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在耶路撒冷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突然就失业了,学生、病人和做礼拜的人也去不了学校、医院或宗教场所。
以色列政府抓住每一个机会,宣告自己永久拥有阿拉伯人的东耶路撒冷。他们在法律上耍手段,又从边境警察中调动重兵装甲,强行关闭一个个巴勒斯坦机构组织,两者结合,颇为高效。政府开始颁布新规,或突然开始强制执行旧法,来控制法律上无法关闭或驱逐的机构。在哈马斯的“助力”之下,以色列有了前所未有的借口,那就是“安全”。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散布谣言,加强了对东耶路撒冷的军事戒严,大大限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从南到北人员的自由流动。阿米·阿亚隆(Ami Ayalon),辛贝特的新头目,也是我未来追求和平道路上的搭档,开始警告以色列政客,要是不停止定居点的扩张,绝对会引起一场灾难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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