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领事馆的会晤叫人恼怒。贝克并未从公文包里取出“魔杖”,并未以美国军队将伊拉克人从科威特清理出去的干净利落来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他说要“曲线前进”。贝克对费萨尔表示,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是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基本标准,但现在巴勒斯坦人只能暂时将就着“自治”。
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耍阴谋诡计,玩文字游戏(比如乡村联盟),因此“自治”在巴勒斯坦人的字典里已经成了粗俗的脏话。费萨尔和他带领的那群谈判人员怨声载道地走出领事馆,这丝毫不叫人惊讶。
两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这次可谓宾主尽欢。贝克花了些时间来反思上次会晤的失败,他的顾问应该也给他普及了一些巴勒斯坦的情绪敏感点。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次双方都觉得事情有了进展。
我每天有23个小时都坐在监狱的小床上,很难对外面的时局作出准确的估计。从实质上说,美国人提出了什么新的有利条件吗?露西每周来探视之后,我开始怀疑答案是否定的。她说,费萨尔在第二次面见贝克后,请她提供一些语言上的帮助。他问的问题是:"self-government和autonomy之间有什么区别?"露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女性,也是熟练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学者,对措辞之间的细微区别非常敏感。她肯定地对费萨尔说,两者的唯一区别就是语言学上的起源:autonomy起源于希腊语,self-government则来自拉丁文.除此之外,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自治(self-rule).美国人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
4月初,我出狱了。结果连东西都来不及放下,以色列安全部门的人就把我再次叫到俄罗斯侨民区。“别以为你没事了,”他们阴恻恻地警告我,雅各布还伸出食指指着我,“你还是要考虑到底选择坐牢还是被驱逐。”与此同时,一个代表定居者的以色列极右派别威胁说,如果不审判我,就要把政府拉下马。派别领导人盖拉·科亨(Geula Cohen)指责政府无视费萨尔和我的邪恶行为。她非常有力地总结说,政府不审判我们,其实就是在和巴解组织进行谈判了。(盖拉·科亨是原斯特恩帮的成员,她的儿子就是察希·哈内戈比,曾经用锁链攻击希伯来大学阿拉伯学生的暴徒。以前,父亲在家里收藏了一本科亨的自传:《暴力的女性:一位年轻恐怖分子的回忆录,1943——1948》[ Woman of Violence:Memoirs of a Young Terrorist,1943-1948].)
但费萨尔和我没什么好担心的,至少不用担心以色列人,因为整个政治形势都在变化。一出狱,我就一头疾冲回政坛。
很多言论背后都潜藏着危险,这点我一直很清楚,露西和费萨尔的深夜谈话显然在闪着红灯。后来费萨尔的组织里有些成员开始出入我家进行谈话,红灯闪烁得更厉害了。例行的问候之后——每个被释放出狱的巴勒斯坦人都会得到真心的赞赏——我们开始说正事。一位客人兴奋地说,他们已经劝说贝克改变了之前的提案,新的提案现在用“self-government”代替了“autonomy”。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self-government”中的“government”(政府)让人们误认为贝克真的作出了新的承诺。这种完全沉浸在幻觉中,或者说完全耽于自欺欺人的“能力”,会成为多年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外交活动之上。到现在也依旧如此。
我本来就怀疑对方在愚弄我们,现在这种怀疑更加深了。几天之后我去了费萨尔家。进门就看到费萨尔在家里来回踱步。他的妻子态度冷淡地站在远处,哈南·阿什拉维双腿交叉坐在沙发上,手中握着一份草稿,就是后来所说的贝克的“保证函”。费萨尔叫哈南把信函递给我。我大致看了一下,有些突然地说:“哦,我明白了。他们要给的是自治。”哈南的双腿分开又交叉,肉眼可见的烦躁。
“你为什么用‘自治’这个词?”她深吸了一口烟。
“因为这封信的重点就是这个。”我把信递回给她说,“你看,要是我们脑子清楚,那是不会失去什么的。但至少我们得从一开始就把事情说清楚:这就是自治。”
马德里会议即将到来,背后的逻辑是冲突各方(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将面对面地讨论分歧,而负责组织的人是美国和已经“病入膏肓”的苏联。所以,实际掌握局势的一定是美国人。
为了给正式会谈做准备,贝克和巴勒斯坦代表团又进行了几次会晤。费萨尔、哈南和赛义卜是巴方的主要代表。他们通过阿克拉姆·汉尼亚与阿拉法特保持着长期联系。我错过了最初的几次会晤,是后来才正式加入的,在耶路撒冷参加了两次,又到华盛顿参加了第三次,而且还是凑巧(我当时恰巧在华盛顿宣传《没有号角,亦没有鼓声》)。三次会谈中,我都察觉到巴方存在一种强烈的自欺欺人,仿佛拥有一种魔力。在很多关键的领域,以色列开出的条件都远远不如我们和阿米拉夫谈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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