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更为秘密的工作中,有很多千钧一发、侥幸逃脱的时刻。有一次我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开车,携带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了10万美元。那些日子路上也没几辆私家车,我突然发现有辆车在后面紧跟着,顿时紧张起来。到了第一个岔道,我猛地一打方向盘,拐进了拉姆安拉狭窄的小街。接下来是一顿迅速的七拐八绕,终于甩掉了那个“跟班”。为了确保安全无虞,我又绕着拉姆安拉多转了几圈,然后才在一位比尔泽特同事的家门口让车空转着,提着帆布包冲进他家。那位教英语的教授在惊愕之中,让我把包塞到一张桌子下面。我说很快会来取便飞奔出门。当天晚些时候,我又折回去把钱取了回来。
另外一次是在深夜,我正要离开小镇卡巴雅(Kabatyah),结果在杰宁(Jenin)地区遇到以色列特种部队(Israeli Special Forces),他们突然从树丛后面跳出来,将我的车团团围住。他们面部都做了伪装,举着机关枪,命令我关掉车灯,并示意我下车。我高举双手,努力做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乖乖遵命。一名士兵伸手摸了我的口袋,掏出我的证件。“你是萨里·努赛贝吗?”他问。这个问题真是太蠢了,他手里的证件上有我的照片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终于要逮捕我了。驾驶座下面塞着一些胶囊,足以填满一个人的胃,都是有关大起义的敏感信息。他们只需要检查一下,我就完蛋了。幸运的是,这个埋伏是为别人而设,士兵们急着重新藏好。“赶快滚蛋。”士兵说着把证件还给我,挥手叫我快离开。
我那个反应很快的秘书帮我避免了另一场灾难。当时我们正要打印出一份传单的初稿,结果一位军官突然进入办公室。在他还没来得及看到电脑屏幕上的具体内容之前,我的秘书就面带微笑跑到他面前,请他吃口香糖。在她从包里拿出口香糖的当口,我迅速删除了文件。还有一次也是她救的场,当时一个警探走进了办公室,而我们几秒前才传真了一份新传单。“这是什么?”他从传真机上拿起传单,问道。
“哦,刚传过来的。您想要一份吗?”
在一个朋友家,我首次亲眼见到专门负责跟踪我的那个辛贝特探员。当时我和哈姆扎、萨米尔一起去拜访刚刚出狱的诗人穆塔瓦基勒·塔哈(Mutawakkil Taha)。我们刚坐下,就听到一阵敲门声。诗人起身去应门,发现是两名士兵。他们进得门来,四处张望。“你们有没有看到几个孩子朝这边来了?”有名士兵问道。穆塔瓦基勒一脸疑惑地摇头。
“有几个孩子朝我们的巡逻车扔了石头,我们好像看到他们跑上楼了。”诗人的家在二楼。
士兵道了歉,离开了。穆塔瓦基勒往回走着,脸上挂着略感滑稽的微笑,双臂夸张地模仿着孩子扔石头的动作。结果门突然“砰”一声开了,负责监视我的辛贝特探员穿着便衣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群士兵和警探。
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老实坐着,士兵们开始搜查整个住处。搜查完之后,他们要求我们依次进入房间,一人一间。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被脱了个精光进行搜身,是真的全身脱光。整个建筑都被士兵包围起来,以防有人爬出窗口逃走。
他们持续搜查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我们给那个自称“雅各布”的辛贝特准备了一致的说辞:我们都是朋友,辛苦工作一天之后相聚放松一下。我们没有在密谋什么,也绝对没有偷偷摸摸地撰写什么秘密传单。
就在雅各布和他的同伙把我们上上下下搜查个遍时,几个街区外的地方正在印刷10万份传单。那天下午,哈姆扎、萨米尔和我刚刚写完当月的传单。
大起义开始不到8个月时,以色列追踪到了那个人。正是他,让这个起义竟然没有沾染恐怖主义的污点,真是惊人。
数年来,我对阿布·吉哈德的欣赏与敬仰可谓有增无减。可以说,巴解组织其他人物身上常见的腐败、暗杀、抢劫等恶行,与他绝不沾边。他也很善于与时俱进。这位曾经被认为是巴解组织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人物——吉哈德曾经是突击队的统领——在巴解组织被驱逐出黎巴嫩之后逐渐认识到,解放绝不会通过以色列国界线以外的某场军事胜利实现,而是要在被占领土上进行全民运动。他这个领悟是多么可贵、多么正确,如今的每一天都在证实这一点。
如此说来,以色列政府“清除”吉哈德的决定,与恐怖主义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对以色列政府来说,敌人最强的武器竟然不是炸弹或充满敌意的言辞,而是坚定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善意且无武装的革命”,这才真正让那些军事谋略家丧失理智。由于未能完全在被占领土之内清除麻烦来源,他们决定去追踪打击幕后运筹帷幄之人。
针对阿布·吉哈德的刺杀发生在突尼斯一个安静的郊区,这位前游击队领袖住在那里,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打理花园。那天天色已晚,阿布·吉哈德和妻子乌姆·吉哈德(Um Jihad)正在家中聊着最近的新闻: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正在考虑在一部新电影中出演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妻子表示,我们的革命事业即将被搬上好莱坞的银幕,她很高兴。她说完就上床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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