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自己天性中的倾向,尽全力装出一副“好兵帅克”(good soldier Schweik)的样子,天真、幼稚,有时候仿佛神游天外。白天,我是在咖啡馆中思考的哲学家,这既是装样子,也是事实;既能很好地掩护我的身份,也恰恰是我的心之所向。我情绪激动地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论,希望能让人们关注人道主义,要是我们的起义缺了这个,注定会变成巴勒斯坦的另一场大灾祸,最终以闹剧收场。
1987年,我受邀到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大学举办一场讲座。我在校门口看到树上和大楼的墙上都贴着海报,赞扬着我们的所作所为。这让我回想起1967年,那时的我们还被全世界鄙视,唯一遇到的热心支持者还是个英国的纳粹分子。大起义让我们成为欧洲左派眼中的悲壮黑马。
在帕维亚大学,我选择讲述巴勒斯坦囚犯的困境,引入话题用的是自由的概念,以及意志与个人身份认同、国民身份认同密不可分。我对观众讲述了自己对那些曾在审讯室里饱受煎熬的学生的观察,他们在严刑拷打之下仍然拒绝招供,从审讯室出来之后,获得 了新的自我认知,并且真正体会到了自由,这通常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有这种体悟。
我说,自由,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特性,没有像商品条码一样打在我们的额头上,也不是享有特权的护照,或银行中一定数量的存款这些身外之物能带来的。自由,是意志的表达,你能拥有多少自由,直接与你对恐惧和自负的掌控成正比。个人在运用和锻炼意志的过程中,能塑造出独一无二的身份。那场演讲,包含了很多阿维森纳的思想,也正是我父亲思想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个人身份是通过创造得来的,而不是像蓝眼睛之类的外貌特征是被动继承来的,那就应该有程度之分。每个个体可能有很强烈的个人身份特点,也可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国家和个体一样,必须通过不断表达自我意志的行动来打造自己的身份。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的国家主权和身份如果要得到完全的体现,那就要自由地行使我们的意志,蔑视想要碾压、破坏我们意志的力量。通过行使自由意志,我们的国家能够消解狱卒的警棍和心理战术,将对肉身的镇压变成审讯者外强中干、虚弱无能的标志。
一个国家可能通过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发展出全民性的自我认知和使命感……有了这种革命觉悟,全民意志将成为达成内在自由的工具;也是靠全民意志,大家将对自由的追寻转变为有目的的抗争行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正如坐牢的囚犯,通过自己选择的作为或不作为,得到自由。
一边举办讲座,谈论个人和国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一边过着仿佛间谍小说中的人物的生活;这比去做一个鼓动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领导人更符合我的风格。但很快我就别无选择,必须要更多地做一个公众人物了。
从一开始,费萨尔和我就有明确合理的分工。他是那个常常抛头露面的人物——他的行为举止、衣着打扮都比我合适。他浑身上下一副贵族做派,再加上侯赛尼家族的王室血脉,自然是个很理想的传信人,让公众好好看看,巴勒斯坦人并非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革命者,而是文明体面的人,只是在强压之下扭曲挣扎而已。费萨尔这个“门面”,恰恰能很好地诠释我们所说的“善意且无武装的革命”。他在东方宫的阿拉伯研究协会成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各种会议的外交活动中心。而我则一直开开心心地不怎么过问政治上的事,只要感觉一切都在向对的方向发展即可。
但费萨尔就是因为过于彬彬有礼了,才在以色列人那儿惹上了麻烦,后者急切地想把他抹黑成一个恐怖分子。(一位以色列官员公开讽刺他是“巴解组织的执行制作人”。)大起义期间,他常常一个不小心就被抓回监狱:坐牢1个月,出狱6个月;坐牢3个月,出狱2个月……如此往复。1987年,一次集中抓捕之后,当局让他入狱3个月,然后释放;接着又抓回去,坐了6个月牢。
费萨尔数次被捕的情况,既说明了他的作用地位,也说明以色列人究竟忌惮什么。有一次,“即刻和平”的人请他在西耶路撒冷的一个公共论坛上与一些以色列人辩论。他做好了准备,组织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数百名以色列人来到现场,听费萨尔一字一句地重复我们与阿米拉夫达成的共识:双方彼此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
两天后,以色列警方就再次逮捕了费萨尔,判他入狱6个月;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逮捕他是因为他的非暴力立场。(如果对比一下费萨尔和哈马斯领导人谢赫亚辛,就能受到很大启发。此人发表了《1988年哈马斯宪章》,字字句句仿佛直接引用了纳粹反犹刊物《冲锋报》。这个宪章第22条这样描述犹太人:“他们拿着钱,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组成秘密协会,比如共济会、扶轮社、国际狮子会等,目的都是为了破坏社会,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
费萨尔在狱中时,我不得不负责涉外和媒体活动,好让大起义继续进行下去。东方宫的阿拉伯协会成为我们的“作战室”,准备迎接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我们和美国驻中东特使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的谈话,就发生在那里。
而我更为秘密的工作中,有很多千钧一发、侥幸逃脱的时刻。有一次我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开车,携带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了10万美元。那些日子路上也没几辆私家车,我突然发现有辆车在后面紧跟着,顿时紧张起来。到了第一个岔道,我猛地一打方向盘,拐进了拉姆安拉狭窄的小街。接下来是一顿迅速的七拐八绕,终于甩掉了那个“跟班”。为了确保安全无虞,我又绕着拉姆安拉多转了几圈,然后才在一位比尔泽特同事的家门口让车空转着,提着帆布包冲进他家。那位教英语的教授在惊愕之中,让我把包塞到一张桌子下面。我说很快会来取便飞奔出门。当天晚些时候,我又折回去把钱取了回来。
另外一次是在深夜,我正要离开小镇卡巴雅(Kabatyah),结果在杰宁(Jenin)地区遇到以色列特种部队(Israeli Special Forces),他们突然从树丛后面跳出来,将我的车团团围住。他们面部都做了伪装,举着机关枪,命令我关掉车灯,并示意我下车。我高举双手,努力做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乖乖遵命。一名士兵伸手摸了我的口袋,掏出我的证件。“你是萨里·努赛贝吗?”他问。这个问题真是太蠢了,他手里的证件上有我的照片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终于要逮捕我了。驾驶座下面塞着一些胶囊,足以填满一个人的胃,都是有关大起义的敏感信息。他们只需要检查一下,我就完蛋了。幸运的是,这个埋伏是为别人而设,士兵们急着重新藏好。“赶快滚蛋。”士兵说着把证件还给我,挥手叫我快离开。
我那个反应很快的秘书帮我避免了另一场灾难。当时我们正要打印出一份传单的初稿,结果一位军官突然进入办公室。在他还没来得及看到电脑屏幕上的具体内容之前,我的秘书就面带微笑跑到他面前,请他吃口香糖。在她从包里拿出口香糖的当口,我迅速删除了文件。还有一次也是她救的场,当时一个警探走进了办公室,而我们几秒前才传真了一份新传单。“这是什么?”他从传真机上拿起传单,问道。
“哦,刚传过来的。您想要一份吗?”
在一个朋友家,我首次亲眼见到专门负责跟踪我的那个辛贝特探员。当时我和哈姆扎、萨米尔一起去拜访刚刚出狱的诗人穆塔瓦基勒·塔哈(Mutawakkil Taha)。我们刚坐下,就听到一阵敲门声。诗人起身去应门,发现是两名士兵。他们进得门来,四处张望。“你们有没有看到几个孩子朝这边来了?”有名士兵问道。穆塔瓦基勒一脸疑惑地摇头。
“有几个孩子朝我们的巡逻车扔了石头,我们好像看到他们跑上楼了。”诗人的家在二楼。
士兵道了歉,离开了。穆塔瓦基勒往回走着,脸上挂着略感滑稽的微笑,双臂夸张地模仿着孩子扔石头的动作。结果门突然“砰”一声开了,负责监视我的辛贝特探员穿着便衣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群士兵和警探。
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老实坐着,士兵们开始搜查整个住处。搜查完之后,他们要求我们依次进入房间,一人一间。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被脱了个精光进行搜身,是真的全身脱光。整个建筑都被士兵包围起来,以防有人爬出窗口逃走。
他们持续搜查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我们给那个自称“雅各布”的辛贝特准备了一致的说辞:我们都是朋友,辛苦工作一天之后相聚放松一下。我们没有在密谋什么,也绝对没有偷偷摸摸地撰写什么秘密传单。
就在雅各布和他的同伙把我们上上下下搜查个遍时,几个街区外的地方正在印刷10万份传单。那天下午,哈姆扎、萨米尔和我刚刚写完当月的传单。
大起义开始不到8个月时,以色列追踪到了那个人。正是他,让这个起义竟然没有沾染恐怖主义的污点,真是惊人。
数年来,我对阿布·吉哈德的欣赏与敬仰可谓有增无减。可以说,巴解组织其他人物身上常见的腐败、暗杀、抢劫等恶行,与他绝不沾边。他也很善于与时俱进。这位曾经被认为是巴解组织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人物——吉哈德曾经是突击队的统领——在巴解组织被驱逐出黎巴嫩之后逐渐认识到,解放绝不会通过以色列国界线以外的某场军事胜利实现,而是要在被占领土上进行全民运动。他这个领悟是多么可贵、多么正确,如今的每一天都在证实这一点。
如此说来,以色列政府“清除”吉哈德的决定,与恐怖主义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对以色列政府来说,敌人最强的武器竟然不是炸弹或充满敌意的言辞,而是坚定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善意且无武装的革命”,这才真正让那些军事谋略家丧失理智。由于未能完全在被占领土之内清除麻烦来源,他们决定去追踪打击幕后运筹帷幄之人。
针对阿布·吉哈德的刺杀发生在突尼斯一个安静的郊区,这位前游击队领袖住在那里,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打理花园。那天天色已晚,阿布·吉哈德和妻子乌姆·吉哈德(Um Jihad)正在家中聊着最近的新闻: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正在考虑在一部新电影中出演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妻子表示,我们的革命事业即将被搬上好莱坞的银幕,她很高兴。她说完就上床睡觉了。
与此同时,一架波音707正在他们的住处上空盘旋,以色列政要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正在这架飞机上,通过无线电向地面的20名突击队员发送命令。乌姆·吉哈德听到不正常的声响,起床想看个究竟,发现自己的丈夫正拿着手枪走向家门口。她本想跟着他,结果丈夫挥手让她走开。接着她看到了那个暗杀者:20岁出头的金发男人,戴着一个外科口罩,仿佛一名年轻的医生,正准备给人做摘除扁桃体的手术。阿布·吉哈德本来想开一枪,结果年轻人一言不发,冷静地拿起机关枪朝阿布·吉哈德扫射,打光了弹匣。又来了另外两个突击队员,也打空了自己的弹匣,接着他们都离开了。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一个体态丰满的女性突击队员将整个刺杀过程录了像。
事发当时,我凑巧在米兰安排下一次走私现金事宜。听到消息,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震惊,也觉得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暗杀了一个倡导非暴力的人物,真是太蠢了;同时我也明白,我们失去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后盾。所有的法塔赫领导人中,只有阿布·吉哈德最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革命活动人士当中的道德威信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是比阿拉法特更有立场、更适合去引导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相互妥协的人。现在,他们开枪杀死了他。将这件事情再次与以色列对待哈马斯领导人亚辛的态度对比一下,真是叫人晕眩。
飞回特拉维夫的航班上,我痛不欲生,这样的感觉在父亲去世后还是头一遭。回到耶路撒冷,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另一种情绪:恐惧。
刺杀事件引发了群众愤怒的狂潮,他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议;而阿布·吉哈德曾经用尽全力去控制的暴力,如今来到了爆发的边缘,正要从街头每个阿拉伯人的毛孔中渗透出来。
我当时立刻想到,费萨尔将父亲的葬礼变成一场经过沙龙家门口的抗议游行。于是我告诉自己,这次肯定也可以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将这些人奔涌的怒气化为长远战略的一部分。阿布·吉哈德若泉下有知,一定也会支持。我不能眼睁睁地放任他的死破坏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否则,不是正中了以色列人的下怀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加强巩固我们的“不流血的革命”。
这次我是脱离智囊团单独行动的。我在母亲的客厅里迅速写下了一些想法,这将引领我们进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后阶段。多年前在蒙蒂塞洛的经历在我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不过我当时并未意识到。我写下了一份独立宣言。
那天晚上,只有母亲见证我写下那些文字,它们后来被称为“侯赛尼文件”(Husseini Document)。我写下这些东西之后的几个星期,费萨尔被释放出狱。我给了他一份,急切地想了解他的意见。他读了之后就保存在自己的桌子抽屉里。几天之后,他又被捕入狱。士兵将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找到了那份文件,想当然地以为是他写的,于是就有了这个名字。不过,被敌人发现的时候,“侯赛尼文件”早已经得到了被占领土和监狱中各领导人的赞赏,也送到了阿拉法特面前。
文件指出,要正式脱离以色列,并且将逐渐发展的平民自治制度化。我提出,要达成这些目的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单方面宣布独立;一件是公开设立一个临时政府,可以任命被占领土内或流亡中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为临时政府成员。临时政府一旦成立,就将提出与以色列就“两国方案”进行谈判。
在前面提到的办公室搜查之后,以色列安全部门向媒体透露,存在一份“煽动妨害社会治安”的文件。在以色列电视上曝光这则消息的是阿拉伯问题专家埃胡德·雅里(Ehud Yaari)。以色列媒体随后发表了无数相关文章。
不过,仍然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发表批评和贬损的意见。“只不过又是萨里搞出来的没用的幻想啦。”有人如是说。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大起义和2000年爆发且惨败的武装抗争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大起义,我们的目标是进行和谈,能够形成和平友善的分区,复原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我们也很清楚,要达成这个目的,唯一现实的希望就是说服以色列公众,令他们相信帮助我们赢得独立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他们政府的政策正在将两个民族带入黑暗的深渊。
事实上,尽管能感觉到以色列媒体在不情不愿地表露对大起义“叛乱者”的欣赏,但要是不能让以色列人在理智上明白我们的立场,那我们获得的这些成就是毫无意义的。孩子们扔出去的石头,真正的用处是要打破半个世纪以来蒙蔽两个民族双眼的传说和谎言。骚乱必须要转化成实际的政治成果;而要让这成为可能,就只有直接拿以色列的全民利益去说服他们。
因此,我们告诉街头的以色列人,起义的目标并非破坏犹太国家,而是希望能建立一个和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传单上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统领团接受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因而承认以色列在1967年的边界内生存的道德与政治权利。
一张传单上如是说:
大起义,作为巴勒斯坦抗争的最新形式,表达的是巴勒斯坦人对于和平的呼吁……我们的战斗无意引起他人的痛苦,而是想将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大起义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另一个国家,而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不是要造成他人的伤亡,而是想为我们自己和子子孙孙争取生存的权利和希望。
我对以色列公众的态度非常乐观,而与以色列人的合作,特别是与“即刻和平”的工作人员合作,更增强了我的乐观情绪。1988年12月,巴解组织同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这恰巧应和了我们在传单中所说的内容。在这之后,“即刻和平”在特拉维夫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向政府施压,敦促他们和巴解组织建立直接对话机制。对我来说,数万名支持我们独立的犹太人就像顽强的抗体,抵御着以色列政府强硬路线这个疾病。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我仿佛看到了“扎迪克”(Zaddik),犹太教的义人。我看到他或她拒绝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国任职。我看到他们每个周末都穿着黑衣不眠不休地守夜,并不理会犹太同胞的嘲讽。我看到他们在以色列议会中讨论、验证、揭露拉宾的政策,甚至比巴勒斯坦人还要勤勉和一丝不苟。我看到他们创造了奇迹,跨越了政治屏障,来到我们巴勒斯坦国被占领的乡村和难民营,寻访探望,加强团结。在那些地方,有孩子被杀戮,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有树木被连根拔起,有母亲被迫流产;有持续数日数月强制实施,仿佛永无止境的宵禁;水电长期断供;真正的恐怖主义在这些地方甚嚣尘上。
我脑中一直浮现着“扎迪克”的形象,而我们工作的风险则越来越大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