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义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领土内外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和一向无所不知的辛贝特都措手不及,慌乱不已。起初,我们那些“专业革命者”不清楚人民奋起为自己发声究竟是好是坏;巴勒斯坦共产党在当地的领导人贝希尔·巴尔古提(Bashir Barghouti)认为,那些自发的街头抗议不符合自己的革命理念。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党派才开始支持起义者。境外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仿佛面对未知赌局一样谨慎,只是发表了几份声明,表示支持“英雄和殉道者”反抗“犹太复国主义体制”。事后一个月,阿拉法特才敷衍地道出实情:“起义第一天,我们就认为参加抗议的兄弟们不应该使用火力武器。”
这把火刚烧起来时,国防部部长拉宾身在美国。他刚在特拉维夫下飞机,就被数十个记者的问题轰炸了。据传,当时这位部长大量饮酒,整个人摇摇晃晃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用标志性的男中音给出了难得坦率的回复:“我们会打断他们的腿,叫他们不能走路;打断他们的手,叫他们扔不了石头。”
在后来一些影像资料中,我们亲眼看到一些对他的话进行字面理解的士兵打断了16岁投石者的骨头。这些暴行无异于火上浇油,抗议示威、罢工罢课、暴乱起义愈演愈烈;而以方的对策,就是打断更多人的骨头,投掷成千上万的催泪弹,爆破更多的平民住宅,更频繁地开枪射杀。最初的几个星期,以色列士兵杀死了数十名抗议者,还有更多的抗议者受伤或被逮捕。
双方都未采取任何有助于缓解事态的行动。如果说1987年12月初以色列还能靠700名士兵牢牢掌握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么事态发展到现在,拉宾旗下的八千精兵光是维持加沙的稳定都举步维艰。
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目瞪口呆。我读过很多关于“人民起义”的内容——法农的作品中经常提到——但等到我真正面对母亲家门前当地商人、木匠和学生建立起来的路障,才算是首次有了亲身经历。我实在是太震惊了,因为终于亲眼见证城市、乡村和难民营的人自发行动,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表现出自我的决心和意志,自己书写历史;他们不再是他人同情或鄙夷的对象,不再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的工作对象,也不再忍受以色列军政府的掌控和统治,毕竟这个政府总是一边给点好处,一边数以十倍地掠夺和剥削。
我完全沉醉在这种激动之中,对《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名记者说了很不慎重的话:“朝撒旦扔石头,也算是一种驱魔行动吧。”应该换一种更好的措辞:朝坦克扔石头,是在驱赶我们心中屈辱、自卑和自我鄙夷的魔鬼。
一夜之间,日常生活天翻地覆。小中大学全部关闭,路上全是路障和坦克,商店歇业闭户。目之所及全是暴力冲突。以色列政府本能地认为比尔泽特是风暴中心,认为这一切都是教师学生们在教室里策划的。
比尔泽特全校都做好了麻烦找上门来的准备:士兵们拿着枪和防暴装备前来,我们则提前叫好了救护车,打开了急救包,写好了新闻稿。军方宣布将校园划为封闭军事区,部队集结,守卫包围。司令给哈南·阿什拉维送去一份份名单,要求她交出这些疑似参与反以色列行动的学生。哈南拒绝了。司令警告她,如果不合作,就只能命令士兵搜索学校了。哈南也警告对方说,这样可能会滥杀无辜。“这个学校的人经常给我们惹麻烦,”军官对她说,“[学生]自找麻烦。他们上街去抗议示威,危害和平。是他们逼我们开枪的。”他再次威胁,她再次拒绝。午夜快要来临,双方和平结束了此次对峙。所有的学生都上了巴士,各自回家。第二天,军队致电学校,宣布大学无限期关闭,至少四年之内不会开学。对方还宣布法塔赫青年运动不合法,不久马尔万也被驱逐出境。
起义的最初几个星期,大家没有核心领导人,没有全面战略。所有的游行与投石行为都是自发的;就算有领导人,也都是每次行动临时产生的。通常情况是,每个抗议者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那些过去得到认可的领导人则慌忙地去适应他们的行动。
在加沙,“穆斯林兄弟会”(后来与另一个伊斯兰派系一起组成了哈马斯)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大起义传单,也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就是一些激情之词,为街头愈演愈烈的抗议行动欢呼加油。
本地的法塔赫领导人和抗议者一样不知所措。领导层的主力已经转移到耶路撒冷,当地两个巴解组织活跃人士写了一份传单,和哈马斯那份一样激动夸张。不过,以色列军方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了军事打击,无情地开展抓捕行动,将数百名激进人士投入监狱,所以传单撰写人的事业也迅速终结。等他们写的传单到街面上散发时,这些人已经过上了铁窗生活。但就连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份传单只是一个开头,此后又有一系列传单出现,起义也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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