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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十八章 驱魔

那些最优秀的间谍和谋杀小说作者通常在灯火通明的街区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爆炸与枪炮声只回响在他们的想象中;而真正亲身经历犯罪与杀戮的人则难得有时间把这一切写下。每每思考至此,我都难免惊奇。一开始,我对自己挨打这件事有点“自视甚高”,觉得像是一部悬念重重的小说,只是我自己没时间去写。过了一年不到,我才发现这事其实无关紧要,最多值得一个长一点的注脚。真正的大戏是在我断臂痊愈后才揭幕的——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以色列的统治,持续了三年,史称“巴勒斯坦大起义”。

1987年12月,我偶然发现父亲对1948年战争的记录。他从未公开发表过这些文字——我的叔伯们曾阻止过——因为他在其中把阿拉伯将军们描述成“咧嘴笑的猩猩”,这会给他惹麻烦的。

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家人已经给我讲过,但父亲得出的结论让我备感辛酸。当时我最关心的事情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统治,而父亲在文中号召阿拉伯人都行动起来,进行全民性的“艰苦的准备工作”,竟然非常巧合地应了当下的景。

阿拉伯人本身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喜欢艰苦的准备工作(spadework)。这个词里的“spade”在英语里意为“铁锹”,而铁锹在沙漠里并不好用。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他民族也不喜欢这样的活计。所以,即便我们这样的地方似乎充满了历史的魅力,他们也不可能帮我们做什么。事到如今,我们那悠久辉煌的传统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巴勒斯坦骗局”只不过是拉开序幕。不言自明,我们要维护自己的传统,我们不仅要不断丰富它,要为世界贡献价值,更要接受挑战,不妄想走捷径,并且做好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父亲对“真正的阿拉伯人”的描述,以及他用以修身自律的典范形象,毫无疑问,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且令人钦佩的:在他看来,真正的阿拉伯人拥有高尚的尊严,对物质财富和生理舒适不屑一顾。在他们眼里,生命诚可贵,荣誉价更高。父亲喜欢背诵前伊斯兰时期沙漠战士诗人安塔拉(‘Antara)的诗作。这位诗人认为,战斗的最高奖赏既非掠夺战利品,也不是品尝香甜的胜利果实,而是对自我荣誉的捍卫。父亲认为,那些阿拉伯领导人、将军和贵族正是在这一点上德行有亏,实在令人悲叹。那些坐立行走都真正符合阿拉伯精神的人,是熟悉艰苦生活与工作的人,也就是那些阿拉伯农民,那些世代耕作土地的男男女女。

1987年12月9日,巴勒斯坦政界的艰苦奋斗开始了。从表面上看,大起义似乎是以一场交通事故为导火索;但回想起来,真正的原因是一股正在蚕食巴勒斯坦社会的内部力量。人们感到屈辱地意识到,操纵自己的体制,正是征用土地、令犯罪行为猖獗和定居点不断增加的罪魁祸首;感觉自己正在被掐着脖子慢慢窒息。我们用着以色列的油漆,画着反对占领的涂鸦,这实在是太过矛盾的举动,令人厌恶,令人难以忍受,势必令事态走向爆发。行动和思想终于统一了。

数月以来,剑拔弩张的氛围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加剧;在比尔泽特,摩擦和冲突再次变成每日必然上演的场景。12月4日,士兵涌入校园,为阻止非暴力静坐和罢工罢课,他们竟然向示威者扔催泪弹,还开枪将两名学生射杀身亡,更有多名学生受伤。后来还有军队闯入医院,将受伤学生强行带走。

第二天,联合国大会强烈谴责以色列“严重违反”了1949年签署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他们在大学的暴行是“战争罪,是对人道主义的侮辱”。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绰号“比比”(Bibi)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向全世界宣称,以色列实行着史上最温和的军事统治,比尔泽特大学暴力事件完全是那些暴乱学生的责任,他们用石头和铁棒攻击以色列士兵,首先挑衅。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重视学术自由的国家。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发动暴乱。

12月7日,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抗议的中心从大学校园转移到难民营。这里的领导人不再是学生,也不是东耶路撒冷的那些外交官,而是普通百姓。抗议起始于暴力事件,一个加沙难民营里的零工挥刀刺死了一名以色列包工头。这个杀人事件令人感受到巴勒斯坦平民之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氛。因为被杀的人给了他们工作,却同时代表着践踏他们各种基本权益的军方势力。

两天后的加沙,一辆以色列坦克运输车一头撞上一辆小货车,导致四名在以色列干完活儿回家的巴勒斯坦工人身亡。传言四起,说运输车司机是已故包工头的亲戚,此举意在复仇。

这个地区像一座火山,岩浆“咕嘟咕嘟”地冒了多年,山口也一直有烟雾缭绕,现在终于要喷发了。整片被占领土上都爆发了抗议行动。加沙市的大批居民涌上街头,来到1972年沙龙推平加沙难民营后建成的宽阔大道上。暴力抗议以12月9日为起点,蔓延到被占领土的所有乡村和城市。

大起义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领土内外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和一向无所不知的辛贝特都措手不及,慌乱不已。起初,我们那些“专业革命者”不清楚人民奋起为自己发声究竟是好是坏;巴勒斯坦共产党在当地的领导人贝希尔·巴尔古提(Bashir Barghouti)认为,那些自发的街头抗议不符合自己的革命理念。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党派才开始支持起义者。境外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仿佛面对未知赌局一样谨慎,只是发表了几份声明,表示支持“英雄和殉道者”反抗“犹太复国主义体制”。事后一个月,阿拉法特才敷衍地道出实情:“起义第一天,我们就认为参加抗议的兄弟们不应该使用火力武器。”

这把火刚烧起来时,国防部部长拉宾身在美国。他刚在特拉维夫下飞机,就被数十个记者的问题轰炸了。据传,当时这位部长大量饮酒,整个人摇摇晃晃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用标志性的男中音给出了难得坦率的回复:“我们会打断他们的腿,叫他们不能走路;打断他们的手,叫他们扔不了石头。”

在后来一些影像资料中,我们亲眼看到一些对他的话进行字面理解的士兵打断了16岁投石者的骨头。这些暴行无异于火上浇油,抗议示威、罢工罢课、暴乱起义愈演愈烈;而以方的对策,就是打断更多人的骨头,投掷成千上万的催泪弹,爆破更多的平民住宅,更频繁地开枪射杀。最初的几个星期,以色列士兵杀死了数十名抗议者,还有更多的抗议者受伤或被逮捕。

双方都未采取任何有助于缓解事态的行动。如果说1987年12月初以色列还能靠700名士兵牢牢掌握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么事态发展到现在,拉宾旗下的八千精兵光是维持加沙的稳定都举步维艰。

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目瞪口呆。我读过很多关于“人民起义”的内容——法农的作品中经常提到——但等到我真正面对母亲家门前当地商人、木匠和学生建立起来的路障,才算是首次有了亲身经历。我实在是太震惊了,因为终于亲眼见证城市、乡村和难民营的人自发行动,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表现出自我的决心和意志,自己书写历史;他们不再是他人同情或鄙夷的对象,不再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的工作对象,也不再忍受以色列军政府的掌控和统治,毕竟这个政府总是一边给点好处,一边数以十倍地掠夺和剥削。

我完全沉醉在这种激动之中,对《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名记者说了很不慎重的话:“朝撒旦扔石头,也算是一种驱魔行动吧。”应该换一种更好的措辞:朝坦克扔石头,是在驱赶我们心中屈辱、自卑和自我鄙夷的魔鬼。

一夜之间,日常生活天翻地覆。小中大学全部关闭,路上全是路障和坦克,商店歇业闭户。目之所及全是暴力冲突。以色列政府本能地认为比尔泽特是风暴中心,认为这一切都是教师学生们在教室里策划的。

比尔泽特全校都做好了麻烦找上门来的准备:士兵们拿着枪和防暴装备前来,我们则提前叫好了救护车,打开了急救包,写好了新闻稿。军方宣布将校园划为封闭军事区,部队集结,守卫包围。司令给哈南·阿什拉维送去一份份名单,要求她交出这些疑似参与反以色列行动的学生。哈南拒绝了。司令警告她,如果不合作,就只能命令士兵搜索学校了。哈南也警告对方说,这样可能会滥杀无辜。“这个学校的人经常给我们惹麻烦,”军官对她说,“[学生]自找麻烦。他们上街去抗议示威,危害和平。是他们逼我们开枪的。”他再次威胁,她再次拒绝。午夜快要来临,双方和平结束了此次对峙。所有的学生都上了巴士,各自回家。第二天,军队致电学校,宣布大学无限期关闭,至少四年之内不会开学。对方还宣布法塔赫青年运动不合法,不久马尔万也被驱逐出境。

起义的最初几个星期,大家没有核心领导人,没有全面战略。所有的游行与投石行为都是自发的;就算有领导人,也都是每次行动临时产生的。通常情况是,每个抗议者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那些过去得到认可的领导人则慌忙地去适应他们的行动。

在加沙,“穆斯林兄弟会”(后来与另一个伊斯兰派系一起组成了哈马斯)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大起义传单,也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就是一些激情之词,为街头愈演愈烈的抗议行动欢呼加油。

本地的法塔赫领导人和抗议者一样不知所措。领导层的主力已经转移到耶路撒冷,当地两个巴解组织活跃人士写了一份传单,和哈马斯那份一样激动夸张。不过,以色列军方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了军事打击,无情地开展抓捕行动,将数百名激进人士投入监狱,所以传单撰写人的事业也迅速终结。等他们写的传单到街面上散发时,这些人已经过上了铁窗生活。但就连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份传单只是一个开头,此后又有一系列传单出现,起义也在持续。

费萨尔还在坐牢,但仍然有很多人非正式地聚集在东方宫,进行激烈的证据讨论,形成政治决策。起义甫一爆发,我们立刻就会面了。出席的有拉德万·阿布·阿亚西(Radwan Abu Ayyash)、易卜拉欣·卡里恩(Ibrahim Kar' aeen)、贾米勒·纳赛尔(Jamil Nasser)、齐亚德·阿布·扎亚德和汉纳·西尼乌拉,都和法塔赫有关系。后来又有一些人加入我们这个小团体,比如代表其他派系的扎西拉·卡迈勒(Zahira Kamal)和萨米尔·雷勒(Samir Hleileh),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要员。

逮捕潮一波接着一波,以色列安全部门在东耶路撒冷布下天罗地网,无处不在地巡逻,所以我们的会面困难重重,也很难不引起怀疑,因此每次讨论都是间歇性的,非常简短。

我们之所以甘愿冒风险,唯一的原因是大起义本身是无政府状态,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需要有人来指出明确的政治方向。我是公认的与费萨尔往来密切的人,在撰写政治声明上也颇有经验,所以被指派整理大家讨论出来的观点,进行语言组织,形成清晰的文字。在东方宫的座谈之外,还有更多富有战略思想的人,所以 270我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比如拉姆安拉的伊扎特·加扎维、萨米尔·谢哈德、法希亚·纳西鲁(Fathiyyah Nasru)和萨米尔·斯倍哈特。后来这些人又组建了一个智囊团,很多成员最后都遭到逮捕或驱逐。

我们首先决定起草一个公告,齐亚德和我敲定了最终的文本。恰巧和伍德罗·威尔逊著名的“公平与持续和平”声明一样,有十四点。我们的“十四点”(Fourteen Points)全面涵盖了与巴勒斯坦被占有关的议题,表达了一切不满。以色列的管辖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的要求反映的是农民、工人、学生、囚犯、土地所有者和商人们最直接关心的问题。

我们扩大划在东耶路撒冷国家酒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将公布我们这一系列的要求。起义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自然爆发的,我们现在“亡羊补牢”,将把这十四点确立为起义的政治目标。

为了扩大新闻发布会的影响力,我们决定让巴解组织其他派系的人参与进来,发布会的发起人和主持人必须是各派系之外的人物。有人提名了比尔泽特的代理校长加比·巴拉姆基。

我联系了比尔泽特的巴解组织各派系代表,希望他们为声明背书,并前来参加新闻发布会。我遭遇暴力的事刚过去不久,所以一开始大家不太热情。一些派系的代表只是勉强同意参与进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共产主义者塔梅尔·伊萨维(他对我在外交上的很多冒险行为颇有微词,尤其不赞成我和佩雷斯会面)告诉我,他会来,但只做观众。我很费了一些口舌,才说服巴拉姆基来主持发布会。

发布会于1988年1月14日召开,那时候起义已经爆发约五个星期了。“十四点”其实是将不言自明的事实强调了一遍:只有结束占领,暴力抗争才会结束。其中一点要求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直接谈判,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还呼吁以色列军队从有人口居住的地区撤军;另外就是坚持自由市政选举;以及在被占领土上自由选举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的成员。比起这些,别的条件要实际很多,比如要求占领当局允许农民开挖更多水井,解决严重缺水的问题;要求以色列将从巴勒斯坦工人薪水中扣除的税款存入一个中央劳工基金。

“十四点”绝不是恐怖分子的宣战,没有要求使用武器,没有提“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样带有谴责性的字眼。整个文件提出的依据,是坚信最后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并让巴勒斯坦本国领导人具有民主赋予的权力。“十四点”的核心是和平与民主。

事后想想,接下来的多年,冲突不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以色列本可以严肃对待我们的要求,将此事处理好,但他们没有。那些政策制定者想要破坏发布会,他们威胁说,谁参加就逮捕谁。但发布会还是召开了。

有了“十四点”,大起义就有了一致的政治信息纲要,只要达到了这些要求,大起义就可以立即结束。然而,以色列对发布会的反应如此疯狂,所以大起义必将继续,形式是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系列的月度传单很快形成了一个沟通交流系统,将这条信息传遍整个被占领土。

起义伊始,我的朋友萨米尔·谢哈德正在安曼探亲。他在安曼停留数周,并在这座山区都城中遥估巴勒斯坦的事态。他常与身在同一座城市的阿布·吉哈德碰面,两人都认为大起义需要战略,“十四点”是个好的开始。阿布·吉哈德给萨米尔布置了一个任务,请他一回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就联系其他派别的代表,组成后来的“起义统一民族领导组织”(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也被称为“统领团”(Unified Command,UNC)。

萨米尔首先制作并开始散发第三份起义传单,也是第一份正式得到阿布·吉哈德及法塔赫领导层同意和支持的传单。有两个派别同意在传单上署名(共产党依旧拒绝参与),而传单撰写的形式在接下来两年的相关文件中也得到了沿用。“第3号传单”(Leaflet No.3)也是统领团的第一份月度传单。

在撰写传单的过程中,可谓群策群力。萨米尔求助了在比尔泽特的好朋友,有的是联合会成员,有的参与了学生运动。其中之一是阿布德·拉赫曼·哈马德(Abd el-Rahman Hamad),他一直及时将加沙的最新情况告知萨米尔,也负责组织加沙的人手来散发传单。萨米尔的另一位联系人法希亚·纳西鲁(Fathiyyah Nasru),是我在比尔泽特的同事,她负责汇报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情况。伊扎特·加扎维则负责帮萨米尔联系身在耶路撒冷的我。

萨米尔从安曼回来后不久,我与伊扎特就开始联系了。以色列安全部门的各种设备已经监听了成百上千的活动人士,所以我们总是很重视防范,每当见面交流政治观点或密谋起义战略时,都格外小心。和很多极权国家的革命者一样,我们逐渐深谙秘密接头的艺术。

这跟大家想象中间谍小说里的那种秘密接头不太一样。伊扎特和我见面的地点是我母亲的客厅。表面上,我们是在闲聊,进行知识分子之间“莫谈国事”的交流。即便有人安装窃听器,听到的也是些无伤大雅的戏谑,绝不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见解,反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政治局势。我们谈的问题都是泛泛的,绝不会提到可能引起怀疑的具体人物、团体或事件。伊扎特并未公开表示我需要为新的传单献计献策,我也没有一字一句地明说传单该怎么写。但以两个人彼此了解的程度,给对话加密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第3号传单被散发得满天飞,被占领土上一直无组织、无计划的街头行动几乎是立刻有了明晰的政治方向,按照传单中明确提出的策略进行,仿佛演奏者们听从乐团指挥的指引。

草根阶层逐渐将月度传单——每月9日准时散发,渐成系列——视为下一步行动不可或缺的指引。每当30天的传单散发周期结束,街头活动人士和平民百姓就对新一期传单翘首以待,要从统领团这个神秘组织那里接收指导命令。每一份传单都必然涉及居住在偏远乡村的人所看重的事情,所以人们逐渐确信,统领团一定安插了神秘人士在他们中间。这个组织的成员完全匿名,无比神秘,仿佛一直在奔波逃亡,却又好像无所不知,逐渐确立了民众间的口碑,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巴勒斯坦力量,也难怪辛贝特会将其视作头号敌人了。

统领团日渐传奇化,大家也开始猜测,每月都撰写出新传单的传奇领袖们到底有谁。记者向我打听统领团的次数,少说也不下一百次了。我敷衍了事的回答显得相当不自然:“你们要是找到答案了,也告诉我一声。”作为回应,巴勒斯坦言辞最尖锐的记者达乌德·库塔布(Daoud Kuttab)提出一个说法,根据“可靠的内部消息”,统领团是巴解组织的特遣队,近期从各个边境渗透,现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个深邃隐秘的洞穴中秘密行动。这个说法倒是很像之前关于卡桑族长的传说。他还提出一个说法,说统领团中有一些人坐过以色列人的监狱,他们会说希伯来语,伪装成犹太人,在特拉维夫中心申金街区(Shenkin)的咖啡馆中会面。

以色列媒体上的专家、权威人士和教授学者全都加入这场大猜想。我听着他们提出的很多说法,突然想到,《绿野仙踪》里不就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在幕后发出巨大的声音,让人感到害怕,以为他是充满魔力的神仙,能操纵一切吗?我想,我们能保密这么久,就是因为事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是如此叫人难以置信。

萨米尔刚刚撰写完“第6号传单”(Leaflet No.6),没过多久辛贝特便通过印刷传单的人追踪到了他这里。他被捕之后,以色列人又逮捕了一名身上携有35,000份传单的分发人,同时还追踪逮捕了多名统领团的成员。

在124天的时间里,审讯者在萨米尔身上无所不用其极,把最残暴的手段都使出来了:给他套黑头套,泼完烫水又淋冰水,把他投入狭窄的笼子,还强迫他用非常痛苦的姿势站了数日,却没能够从他口中套出一个字。

抓住了萨米尔和统领团某些派别的一些成员,以色列辛贝特的高级长官们肯定是弹冠相庆。他们可是让大起义的领导人锒铛入狱了呢——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以色列的报纸也纷纷用醒目的大标题称赞辛贝特的巨大成功。

阿布·吉哈德几乎是在须臾之间就找到人代替了萨米尔,还与其他派别取得联系,共同任命了统领团的新代表。辛贝特气恼地发现,“第7号传单”(Leaflet No.7)准时于次月9日出现了。

辛贝特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种失望。以色列的这个安全部门继续收紧情报网,逮捕更多的人;以色列媒体兴奋地猜测着,觉得统领团和令人痛恨的传单应该彻底消失了,起义也应该随之结束了。接着,大家都会屏住呼吸,等着看下一份传单是否会出现,而传单总会出现。辛贝特的那些专业人士越来越恼羞成怒,却阻止不了一次次被羞辱。

以色列政府选择完全无视“十四点”,这说明他们无意与起义方达成政治和解,于是我立刻更为深入地参与到传单的撰写中。我认为大起义势必要继续,但如何继续呢?起义的本质是一场无政府运动,所以固有的危险在于,很有可能会恶化至纯粹的暴力,最终也会逐渐熄灭而一事无成。怎样才能阻止这样的自我毁灭呢?

看看巴解组织内部那些以争执闻名的派别所提出的截然相反的战略,在基本的问题上都达不到一致,就知道这种结果出现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统领团中有各个组织各个派别的代表,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存在着本质的不稳定。有些人希望大起义能够升级成像阿尔及利亚那样的“人民武装革命”。有阿布·吉哈德的支持,智囊团一开始就成功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即大起义必须一直保持非暴力不合作的性质。从起义初始,阿布·吉哈德和法塔赫的很多同僚就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大起义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和犹太国家达成和平谈判。

从那以后,我的目标就一直是持续进行平民起义,并令其目标和我们明确提出的非暴力政治保持一致。月度传单成为大起义的命脉,因为它们能够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

智囊团进行过多次大家共同献计献策的会面,为传单制订了基本战略计划。我们的工作成果后来被称为“耶路撒冷文件”,成为法塔赫在大起义期间最鲜明的旗帜,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供了行动大纲。

“耶路撒冷文件”列出了一个大战略的详细步骤,要逐渐切断占领者和被占人口之间巨大的联系网络。大家回想起我在大起义之前写的文章,决定一刀切断“自由口号”与“喷绘涂鸦”之间的矛盾,我们希望令思想与言行一致,消除占领者和被占者之间的联系,比如工作、消费品、赋税,还有使用以色列发行的卡和身份证明;用这样的东西来申请各种许可与证书,本身就让我们显得低人一等。

但在闸刀落下之前,我们必须创造和激活自己组织的相关服务体系,或者说是社区网络,这能为被占者提供安全保障、紧急情况协助、冲突解决机制、食品供应、教育等,因为占领者至少在理论上负责了这些事。按照合理的逻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终点应该是我们单方面宣告独立。

计划一写完,我就找到伊扎特·加扎维,以及拉姆安拉的其他一些法塔赫成员,询问他们的看法。接着,一位同僚吞下装有信息的胶囊,到安曼找到了阿布·吉哈德,后者又把信息直接递交给了阿拉法特。时机真是再好不过。因为就在当时,阿拉法特正和其他一些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商讨如何让大起义继续下去。

“有计划了。”阿布·吉哈德微笑着走进房间,径直向阿拉法特走去,手里攥着那份文件。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很兴奋,纷纷同意阿布·吉哈德向我们表达认可。我们用胶囊将这份文件传遍了被占领土上的法塔赫联络网。

回到耶路撒冷,我利用萨拉赫丁街上父亲事务所的旧址,开了个“圣地通讯社”(Holy Land Press Service)。我的合作伙伴是以前《形势》的编辑哈姆扎·斯马迪。表面上看,通讯社为以色列与外国记者、外交官提供关于大起义的新闻。露西还帮我办起了《星期一报道》(The Monday Report),这是一份英语周报,主要读者是外交团体。周报会从巴勒斯坦的角度去分析事态发展,还会有关于各类大事和地方领导人的新闻,也会对月度传单进行翻译。(堂哥扎基负责希伯来语的翻译,另一个亲戚负责英语。)

哈姆扎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都建立了可信赖的联络点,也多亏了他,父亲原来的事务所成为大起义信息的交汇分流地。比起我们,就连拥有一支“特工军队”和强大监控技术的辛贝特,都很有可能对现场情况了解得并没那么清楚。

圣地通讯社成为一个完美的掩护,因为在当局看来,我只不过是在整理和分发材料,并没有撰写。表面上,一位被关闭大学的教授做这种事情,是相当合理和无害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被占领土上的那些联络人都是起义活动人士,他们通过这个通讯社和我联系,也彼此取得联系。

我需要一位秘书来打理通讯社事务,就问母亲能否推荐自己在穆斯林青年女性学会的学生。一天上午,年轻女孩哈南(Hanan)上门了。她是个很传统的穆斯林,有着很美的深肤色,双目闪烁着敏锐的智慧之光。学会的教育很有成效:哈南的英语和希伯来语都很棒,秘书技能也无可指责。母亲信誓旦旦地推荐,所以我当即雇用了她。

最终,哈南也参与到传单的撰写中。那时候被捕的风险已经相当大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再通过普通的渠道来处理传单了。哈姆扎和我会在深夜进行所有的打字工作,不想让哈南卷入可能令她入狱的事情。但一天早晨我到办公室时,发现她已经在工位前伏案工作,眼中闪烁着奇异的深情。我瞥了一眼传真机,立刻明白了。前一晚,我把一份传单传真给了各个新闻社(我有时候会这样做,并且有一套统一的说辞,说是有人在街上捡到了传单),结果忘记把原件从传真机上取下来。早晨,哈南发现了传单,读了传单,并且证实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猜测——这里果然还在进行别的事情。我希望她忘记所见的一切,但已经太晚了。她已经明白,我跟著名的月度传单是有牵扯的。

作为一个不错的报纸编辑,我非常清楚,这些月度传单只有能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回应被占领土上的起义活动人士关心的各种问题,才能持续有效,保持号召力。因此,我们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取正确且细致的信息。普通人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多进行罢工和抗议吗?他们会因此受苦吗?他们希望领导人做什么?

我经常出没于旧城的各个地点,尽量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多搜集点信息,当然还有很多小道消息的来源。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入通讯社,有的来自被占领土,有的来自监狱(有人用胶囊将材料带出监狱,哈南进行抄写,并录入电脑,打印出来之后从硬盘删除,把原件烧毁),这些信息帮助我确保统领团的传单总能贴近民情、紧跟民愿,总能切中要害。

为了更进一步地深挖消息,我和活动人士保持着对话。我尽量显得随意,不要让他们怀疑我在为下期传单搜集新的素材。我最好的信息来源之一是个名叫阿比德·哈利姆(Abed al-Haleem)的人,直到今天,他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他比大多数记者更了解草根阶层的信息。他是个瘦高个儿的男子,有一张温文尔雅的长脸,是法塔赫负责阿布迪斯及周围6个村庄事务的活动人士,会经常到我家来喝杯咖啡,进行夜谈。我们只能在晚上谈话,因为当局已经派人跟踪他了。22个月以来,他一直偷偷辗转于亲戚、兄弟或朋友家过夜,白天则足不出户。

阿比德并不了解我参与撰写传单的事,只觉得我是个对事态比较好奇的教授,总有时间在入夜时分谈上一谈。我会委婉地向他探听人们的态度。他告诉我的大部分信息都在传单内容上有所呈现。他几乎每次都在无意之中帮助我写了传单。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后的几天,他在耶路撒冷的直接联系人就会在指定的时间交给他一份新传单。接着,阿比德就会安排传单在当地的分发工作。他把自己拿到的那份复印一万份,再一摞摞分发给其他人。这些人通过步行、驾车、骑单车、骑骡子等方式,将传单送到乡村和社区。

我还有一位亲密盟友叫纳赛尔·阿凡迪(Naser Al-Afandi).我们是在阿布迪斯相遇的,他父亲在那里经营一个小商店,还养着几只绵羊。纳赛尔经历过多年的牢狱生涯,1980年到1985年之间还和贾布里勒·拉杰布做过共享一间牢房的狱友。抓捕纳赛尔的人运用了很多手段,想从他嘴里挤出一点情报,甚至用锁链将他吊在天花板上,仿佛一只屠宰完成的羔羊。

阿布·吉哈德用高昂的语气向阿拉法特宣布“有计划了”,我们也全力行动起来,以传单为手段,将信息传达给平民百姓。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家都将参与起义视为自己的职责。为军政府工作的雇员们——税收员、警官、分区管理人、教师、以色列指派的乡村和城镇官员——纷纷辞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开始成立各种委员会来填补空缺。现在,巴勒斯坦人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警察、法官和教师。大规模的经济抵制让各个地方的货架上再也看不到当地有能力生产的以色列同类产品。于是,地方生产商成为我们最热情和最忠诚的追随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传单上最受欢迎的指令就是抵制税收。

大起义的领导人最大的忧虑,就是如何支持那些地下组织、联合会、女性团体和俱乐部中的人,还有那些辞掉占领当局工作的专业人士以及被捕者,他们的家庭如何糊口生存,也是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想彻底切断人们和以色列的联系,就需要往被占领土输送和发放大量的现金。

很快,我又干起了另一项违法的勾当——走私现金。按照阿布·吉哈德的指示,我开始和阿克拉姆·汉尼亚(Akram Haniyyah)保持密切合作。他是国家指导委员会时期就很活跃的法塔赫老人,在大起义爆发前夕被以色列人驱逐,现居突尼斯。我们俩联合制定了一个制度,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还是有效的。我在现金走私和散发传单方面的主要联络人是阿布·塔里克,他是我在巴黎遇到的巴解组织人士。

我们的首次对接发生在去欧洲某国首都时。在一家咖啡馆里,阿克拉姆把我介绍给一个男人,此人将乘坐商务舱飞往特拉维夫,同意帮我们携带现金。后来我们在一家以色列酒店的大堂中碰面,就像在演007系列电影一样,两人手里都拿着一模一样的“新秀丽”牌公文包。我坐在一张长椅上,他在我旁边坐下,装作在看报纸,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我的旁边。成功调包后,我带着第一批现金回去了。

我经常是自己去分发现金,开着我的欧宝汽车,车上装着一袋袋钱,而这些钱来自阿布·吉哈德——以色列的头号公敌。最终,我每月经手15万美元。我平时理个发都要向母亲伸手要零钱,竟然手上能一次拿数万的现金,也是够惊人的了。我们在家数着谢克尔时,露西发现有个儿子在浴室里玩着一摞摞的百元大钞。

我还干着另一项非法的“勾当”,就是帮地下人员逃避逮捕。一次,50个人一块儿逃亡,我的职责就是帮他们找个睡觉的地方。消息来得很急,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也只有睡在户外,这让当地一家运动用品店的老板又吃惊又开心。我问他有没有睡袋。

“当然有啦。”他回答。

“很好,给我拿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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