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保住了他的命,但病魔就像一条固执的猎犬,就是不放过他。父亲常常去艾因凯雷姆的以色列哈达萨医院(Israeli Hadassah Hospital)做碘治疗,母亲则被孤零零地留在家中,与回忆为伴。1986年夏天,眼看父亲康复无望,她开始和我一起回忆她的青少年时期,回忆那个把她迷住的充满活力的、俊朗的年轻律师。五十年前,这个世界还完整无缺,弥漫着柑橘花的甜香。接着麻烦接踵而至:“那之后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父亲的癌症是她成年生活一连串灾难中的最后一个。
长时间陪着母亲回忆过去,再加上父亲拒绝耽于幻想或成为幻觉的牺牲品,我想要投射的那枚“重磅炸弹”也因此有了思路。政客在公开场合说得好听,私下的行动却完全相反,我已经觉得恶心透了。父亲所亲力亲为的公共服务根本容不下这样的虚伪欺骗,我也决定做点事情。我这个“重磅炸弹”——因为灵感来源于医疗从业者,所以我也将其比作“休克疗法”——将成为我对父亲的致敬,敬他无比高尚的正直诚实,敬他即便承受侮辱谩骂也要传播真相。
事情的起因是,一天下午去看望母亲之后,我在旧城的街巷中重走童年时代的散步路线,来到金匠市场。我站在那里,和一个犹太学生聊起了天。在沙龙的支持下,他们占据了那里,一寸一毫都没有放过。这学生有点布鲁克林口音,我猜他应该是个美国人。
我向他解释说,这个市场曾经属于我的家族。“你觉得是我们想住这儿的吗?”他问道,手使劲地朝四方挥舞着。起初,这个问题令我产生了一点期待,我以为我们俩都陷入了自己无法选择的困境,说不定能进行一场深入的交心,聊一些存在主义的问题。
我错了。
“我们命中注定要来到这里。”他仿佛是在向我传达神谕——而神谕也曾经告诉过人类“不可偷窃”——是神驱使他将我们从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驱逐,不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他活着的使命。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构想出了自己的“重磅炸弹”。当时,露西和我想带孩子们去游泳,但无法决定去哪里。破败而鲜少治理的东耶路撒冷没有游泳池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我们只剩下基督教青年会(YMCA)可去。“去马阿勒阿杜明如何?”最后我提了这个建议。一开始,露西面露惊讶之色,然后猜到我应该是“有所图谋”,于是咧嘴笑了。
铁丝网和紧锁的门让建在贝都因之土上的城市成为我们的“禁城”,我一直对那头的生活充满好奇。听说为了鼓励人们去那里定居,社区修建的第一批设施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我们开始了这场冒险,带着浴巾、防晒用品和极大的好奇。在游泳池门口,我们买了很便宜的门票,是由政府补贴的。贾迈勒、阿布索尔和巴拉克冲去游泳了,而我坐在池边享受水漫过脚的清凉之感。突然间,我脑子里就有了“重磅炸弹”的雏形:“这是多么美好又多么残忍啊!”
我朝自己笑了,脚上还在悠闲地划着水。一个服务人员走上前来,用几乎可以说热情洋溢的友好态度问我玩得愉不愉快。
“当然非常愉快。”我用不怎么地道的希伯来语回答。
他脸上露出灿烂又热情的笑容,问我是哪里人。
我回答自己来自阿布迪斯,毫无疑问对方大感震惊。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仿佛有人在远处遥控。他转过头,像自动时钟一样急急忙忙地走了,再没有多说一句话。
我继续开始谋划。我在定居点游泳,因为有耶路撒冷身份,所以就连沙龙也对此束手无策。他们当然可以无视我,像那个服务人员一样走掉,甚至可以鄙视我,说我是孬种不配为人,但他们就是不能赶我出去。我自问,如果有那么一天,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愿望来个彻底翻转会怎么样?与其寻求建立新的独立国家,为什么不要求在以色列境内享有平等的权益?毕竟,以色列控制着我们的国土、资源和生活,这游泳池的修建本身也有我们交税的贡献。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要求“被吞并”?要求做以色列人?这难道不是对所谓的“犹太国”釜底抽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样的要求会让自鸣得意的以色列人恢复清醒。假以时日,他们会彻底忘记什么定居点计划和巴勒斯坦有限自治的臆想,忘记“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这样的蠢话,会全速投奔阿拉法特的怀抱,将他视为救世主,将“两国方案”视为天赐之礼。我脑海中浮现出金匠市场的定居者迅速撤离,回到布鲁克林的场景。
我脚上划着水,脸上带着笑,露西过来给了我一罐从小卖部买的苏打水。我把脑子里想的东西都告诉了她,她预言说,我那些抗争的同伴听了非把我宰了不可。毕竟,我们一直在发表各种声明,指责以色列试图非法吞并我们的土地,说这是不道德、残酷的恶行,还用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容词。现在我竟然要公开要求“被吞并”!疯了!露西说这番话的时候,眸子闪闪发光,让我确信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棒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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