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6年,使被占领土的暴力形势愈演愈烈的主要推动力,就是犹太定居点运动。
1983年,时任以色列高级官员的拉斐尔·埃坦(Rafael Eitan)就已经画好了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之间100处新定居点的蓝图。“等我们在那片土地上定居,”他这样预测道,“阿拉伯人能做的,就只能是四处乱串,像瓶子里被下了药的蟑螂。”以色列军方的高官似乎很喜欢把我们比作蟑螂。正如埃坦将军预测的,三年后,定居点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布满了各个角落。像哈尔米什(建在纳比萨利赫森林上。这片森林名声在外,因为有着茂密的树木,竟然令人吃惊地挺过了奥斯曼帝国时期)这样堡垒般的郊区“飞地”,围绕着约旦河西岸地区,像项链,也像套索。6万名以色列定居者住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山顶上的定居点有游泳池和洒水系统,而附近就是尘土飞扬的小村庄,人们不得不走上将近2公里去提一桶水(这水当然还得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含水层通过水泵抽上来),这鲜明的对比已经成为日常所见。约旦河谷里一个定居点之所以能够扩张,是因为政府在1967年战争之后罚没了我父亲的一个农场,将它划给了该定居点。
东耶路撒冷的情况更为糟糕。1978年我回到旧城时,发现以色列工党政府在特迪·科莱克为首的市政部门的领导下,放任东耶路撒冷慢慢衰败,一边又在为3万名以色列定居者修建现代的居住区。现在,定居者的人数已经高达10万,而且还在迅速上升。我们家族在金匠市场的传奇故事有了新的转折,一些以色列的宗教狂热分子持枪闯入,拒绝离开,这仿佛标志着我们对耶路撒冷的彻底失守。警察说这是资产纠纷,只能交给法庭来判决。数个世纪以来,这个市场都属于努赛贝家族,他们对这个事实不以为然。之后,堂哥扎基开始查找翻阅有400年历史的奥斯曼文件,来证明我们的所有权。
定居点越多,投石事件、逮捕事件、橡皮子弹、虐待辱骂也就越多。大赦国际报道了一些给囚犯罩上头罩、戴上手铐、强迫他们光身子一动不动连续站上几个小时的恶行。
1986年,50名扛着机关枪的士兵闯进比尔泽特大学代理校长加比·巴拉姆基家中,把他拖拽出来。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押到学校,然后又搜查了身在校园的校行政官员。士兵们没收了课本、杂志和报纸,然后冲向学生宿舍,逮捕了数十名激进主义者。
1986年12月,一群士兵出现在校园里,要抓捕更多的学生。哈南·阿什拉维锁上了学校的正门,防止他们像旋风一般冲入。一个狙击手找好位置朝她开枪,差一点就打中了。子弹从她面前的铺路石上反弹起来,接着她反应敏捷地及时往后一跳,刚好躲过了下一发。狙击手被她的迅速反应激怒了,朝这位从托马斯·杰斐逊创办的大学毕业的学者吼道:“你们阿拉伯人都是畜生!”
暴力愈演愈烈,双方传播的谣言也更为甚嚣尘上。从埃及偷偷传播过来的反犹文学在难民营和希伯伦这样的城市流传着。而以色列那边,耶路撒冷凡·黎尔研究所(Van Leer Jerusalem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5到18岁的犹太少年之中,有42%支持正统教派拉比梅厄·卡赫(Meir Kahane)驱逐所有阿拉伯人的号召。
这无异于嘀嘀作响的定时炸弹,而政客们提出拆除炸弹的方案则让人感觉很魔幻,混合了美好天真的愿望和萨特所说的自欺欺人。里根总统的所作所为就是自欺的典型,他竟然全盘接受了一个十分空洞的理想,然后这个理想被西蒙·佩雷斯这个有千张面孔的老狐狸以及他在工党内部的小派系所宣扬,这就是将巴勒斯坦的命运和约旦联系在一起的“约旦方案”。但这个方案根本不成熟,而且为时已晚。那时候民族主义的精魂已经被放出禁锢的瓶子,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将阿拉法特视为这精魂的化身。
反正,工党也没有执政,利库德集团正拼尽全力阻止巴勒斯坦这块圣地产生任何新的分裂。以色列右翼的很多理论家都在公开号召吞并他们所谓的犹地亚与撒马利亚。政府倒是避免谈论公开的吞并,但从我们位于阿布迪斯的公寓的阳台上望出去,就是新的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它一日不停地提醒着我们以色列的单边计划。
两个民族迅速滑向全面冲突的深渊。双方的一些政客和公众人物认为,避免战争的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直接商谈出一个“两国方案”。对我来说,谜题则是:如何将这一信息从与世隔绝的美国侨民酒店,从这个和平志士集会的地方,传播出去呢?怎样才能让普通大众知道他们的领袖正在引领他们走向灾难呢?
1986年夏天,我开了一个工作坊——大部分时候活动地点都在父亲的事务所——想要干一票大的,搞个“重磅炸弹”。
父亲的甲状腺癌恶化了,数月以来,我一直都在关心他病情的发展。因为早前的离经叛道,我无法入境约旦,所以去不了位于安曼的皇家医院,没法亲眼看到他手术后侯赛因国王与努尔王后跪在他床边的情景。
手术保住了他的命,但病魔就像一条固执的猎犬,就是不放过他。父亲常常去艾因凯雷姆的以色列哈达萨医院(Israeli Hadassah Hospital)做碘治疗,母亲则被孤零零地留在家中,与回忆为伴。1986年夏天,眼看父亲康复无望,她开始和我一起回忆她的青少年时期,回忆那个把她迷住的充满活力的、俊朗的年轻律师。五十年前,这个世界还完整无缺,弥漫着柑橘花的甜香。接着麻烦接踵而至:“那之后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父亲的癌症是她成年生活一连串灾难中的最后一个。
长时间陪着母亲回忆过去,再加上父亲拒绝耽于幻想或成为幻觉的牺牲品,我想要投射的那枚“重磅炸弹”也因此有了思路。政客在公开场合说得好听,私下的行动却完全相反,我已经觉得恶心透了。父亲所亲力亲为的公共服务根本容不下这样的虚伪欺骗,我也决定做点事情。我这个“重磅炸弹”——因为灵感来源于医疗从业者,所以我也将其比作“休克疗法”——将成为我对父亲的致敬,敬他无比高尚的正直诚实,敬他即便承受侮辱谩骂也要传播真相。
事情的起因是,一天下午去看望母亲之后,我在旧城的街巷中重走童年时代的散步路线,来到金匠市场。我站在那里,和一个犹太学生聊起了天。在沙龙的支持下,他们占据了那里,一寸一毫都没有放过。这学生有点布鲁克林口音,我猜他应该是个美国人。
我向他解释说,这个市场曾经属于我的家族。“你觉得是我们想住这儿的吗?”他问道,手使劲地朝四方挥舞着。起初,这个问题令我产生了一点期待,我以为我们俩都陷入了自己无法选择的困境,说不定能进行一场深入的交心,聊一些存在主义的问题。
我错了。
“我们命中注定要来到这里。”他仿佛是在向我传达神谕——而神谕也曾经告诉过人类“不可偷窃”——是神驱使他将我们从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驱逐,不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他活着的使命。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构想出了自己的“重磅炸弹”。当时,露西和我想带孩子们去游泳,但无法决定去哪里。破败而鲜少治理的东耶路撒冷没有游泳池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我们只剩下基督教青年会(YMCA)可去。“去马阿勒阿杜明如何?”最后我提了这个建议。一开始,露西面露惊讶之色,然后猜到我应该是“有所图谋”,于是咧嘴笑了。
铁丝网和紧锁的门让建在贝都因之土上的城市成为我们的“禁城”,我一直对那头的生活充满好奇。听说为了鼓励人们去那里定居,社区修建的第一批设施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我们开始了这场冒险,带着浴巾、防晒用品和极大的好奇。在游泳池门口,我们买了很便宜的门票,是由政府补贴的。贾迈勒、阿布索尔和巴拉克冲去游泳了,而我坐在池边享受水漫过脚的清凉之感。突然间,我脑子里就有了“重磅炸弹”的雏形:“这是多么美好又多么残忍啊!”
我朝自己笑了,脚上还在悠闲地划着水。一个服务人员走上前来,用几乎可以说热情洋溢的友好态度问我玩得愉不愉快。
“当然非常愉快。”我用不怎么地道的希伯来语回答。
他脸上露出灿烂又热情的笑容,问我是哪里人。
我回答自己来自阿布迪斯,毫无疑问对方大感震惊。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仿佛有人在远处遥控。他转过头,像自动时钟一样急急忙忙地走了,再没有多说一句话。
我继续开始谋划。我在定居点游泳,因为有耶路撒冷身份,所以就连沙龙也对此束手无策。他们当然可以无视我,像那个服务人员一样走掉,甚至可以鄙视我,说我是孬种不配为人,但他们就是不能赶我出去。我自问,如果有那么一天,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愿望来个彻底翻转会怎么样?与其寻求建立新的独立国家,为什么不要求在以色列境内享有平等的权益?毕竟,以色列控制着我们的国土、资源和生活,这游泳池的修建本身也有我们交税的贡献。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要求“被吞并”?要求做以色列人?这难道不是对所谓的“犹太国”釜底抽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样的要求会让自鸣得意的以色列人恢复清醒。假以时日,他们会彻底忘记什么定居点计划和巴勒斯坦有限自治的臆想,忘记“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这样的蠢话,会全速投奔阿拉法特的怀抱,将他视为救世主,将“两国方案”视为天赐之礼。我脑海中浮现出金匠市场的定居者迅速撤离,回到布鲁克林的场景。
我脚上划着水,脸上带着笑,露西过来给了我一罐从小卖部买的苏打水。我把脑子里想的东西都告诉了她,她预言说,我那些抗争的同伴听了非把我宰了不可。毕竟,我们一直在发表各种声明,指责以色列试图非法吞并我们的土地,说这是不道德、残酷的恶行,还用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容词。现在我竟然要公开要求“被吞并”!疯了!露西说这番话的时候,眸子闪闪发光,让我确信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棒的想法。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自己创办的《形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我请读者客观地看待巴勒斯坦争取自由的核心利益,并且发问,大家究竟想看到哪个场景:巴勒斯坦自治?还是“被吞并”后与以色列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益?我自问自答,说从理性出发,作为以色列的公民,我们其实会有更多的选择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比如,如果从图勒凯尔姆(Tulkarem)选出一名代表去以色列议会,那么他不仅会协助通过与自己的家乡,或者正在大兴土木修建定居点的被占领土有关的法律,还会参与到海法与特拉维夫的立法当中。选票箱将会给我们带来武装游击从来无法给予的好处:掌控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掌控他们的。
短短几天,我的文章就登上了以色列各大报纸的头版。接着我就收到邀请,来自一个很受欢迎的以色列政治电视节目。“你愿不愿意和一个定居点运动的领导人在谈话节目中同台?”制作人问我。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对自己的这个“重磅炸弹”的效果相当吃惊。
我来到电视台,头发还是乱蓬蓬的,脚上跟拉着拖鞋,穿着我最喜欢的那件T恤,有点旧了,而且破破烂烂的,但也是我最舒服的一件。制作人构想的节目效果是火花四溅(后台有警察和医务人员待命,以防万一),结果他懊恼地发现,我的姿态特别随和,就跟拉家常似的,和定居者的对话充满友善。但我每回答一个问题,仿佛都能听到对方已经生锈的思想因突然面对从未预料到的危险而开始转动的声音,咔吱,咔吱,咔吱。
“你是说,你会参加竞选进入以色列议会?”采访人问我。
“当然。何乐而不为?”我轻松地回答。
“你是想告诉我,你能接受以色列议会认同的国徽、国旗和国歌?”
“我只能如此。不过,别忘了,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对吧?”对方看上去很紧张,问我意欲何为。
“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们阿拉伯人占了议会的大多数,那么如果我们想的话,是可以变动这些象征符号的,对吧?”
我听到观众席剧烈地骚动着,还有些听不清的议论和喝倒彩的嘘声。
“你也接受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一部分?”问我话的人高声说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早已经成竹在胸:“这有什么好问的?像我看到的那些士兵一样四处游荡,肩膀上挎个乌齐枪?我随时愿意!”
很多阿拉伯观众看到我与一个臭名昭著的定居点运动领导人谈笑风生,他们的震惊很难描述。亲约旦的《白天报》(Al-Nahar)登出大标题:《阿拉伯人想转信犹太教》。另一家报纸出现了这样的标题:《萨里·努赛贝想去以色列参军》。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就“吞并问题”采访了我,并刊发了整版文章。以色列的各大报纸也排着队来采访我。
“重磅炸弹”开始起效了。自然,工党的左翼派系开始了“人口威胁”论调,来宣扬自己的立场,认为以色列应该迅速和巴勒斯坦人达成解决方案。经济和规划部部长加德·雅各比(Gad Ya'acobi)明白,呼吁“被吞并”的我是在破坏“大以色列运动”的根基。他在《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发表文章称:“比起那些与他谈判的、积极推进大以色列建设的人,萨里·努赛贝并非更谦逊礼让。他只是比他们更聪明。他知道,如果真的“被吞并”,最终会导致整个以色列土地都变成巴勒斯坦国。”还有位评论员认为我的想法比“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和阿拉伯人发动的军事攻击”还要危险。以色列的《晚报》(Ma'ariv)刊载了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原话:“如果巴勒斯坦人都这样想,那我们可真要担心了。”甚至还有人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警告我:“继续干这事,你就死定了。”我后来还接到过很多死亡威胁,而这是头一个。
比尔泽特的人则总体上认为,这位哲学家已经睿智不再。(我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嫌弃地评价说,我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幻想”。)但学生和教师中的激进主义者,心智在审讯室接受过考验,能分清谎言与真相,都对我表示支持,马尔万、萨米尔·谢哈德和萨米尔·斯倍哈特立刻看清了,我这其实是策略性的一步,目标是要唤醒以色列人——要么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国家,要么他们就得来打一场平等权益之战。
明白我意图的并不止于我的学生。我每天照样会去父母那里吃早饭,在父亲那里,我的意图根本不需要解释。“都不是认真的。” 243他朝那些惊骇的亲朋好友解释道。
以色列辛贝特也开始忧心忡忡。也许他们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是受巴解组织指使;还有个更让他们坐立不安的可能性,就是提出构想的可能是到现在还身份不明的新民族主义领导人集团。于是,他们派安全人员来盯着我。
一天,一名兼任希伯来语报纸《晚报》记者的辛贝特探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为我和一些学生做个特别报道。几天后,这位记者特工就在《形势》的报社见到了马尔万、斯倍哈特和我。
这位采访人最糟糕的猜疑被证实了。他和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一直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一向悟性很高的马尔万和斯倍哈特用希伯来语向他清楚地表达说,我主动要求“被吞并”的言论是有道理的。惊讶不已的他问两个学生对以色列的生活有什么了解,结果发现他们对此了解颇深,正如他对橄榄球队、电台节目和民谣歌手了如指掌。
从那以后,马尔万、斯倍哈特和我就算是组成了一个“吞并俱乐部”,我们经常抽烟喝咖啡聊天,往往会在欢乐的情境中走向谈话的高潮。斯倍哈特特别擅长设想各种新的美好可能性。“大变革就要来到。”他言之凿凿。一天,他让我注意一下西蒙·佩雷斯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话:虽然以色列手握当下的钥匙,但巴勒斯坦人却手握通往未来的钥匙。作为努赛贝家族的一员,与“钥匙”有关的说法总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记下了这句话。佩雷斯说,要公平交易的话,就应该把以色列当下掌握的,也就是我们的土地,拿去交换巴勒斯坦人以后会掌握的,也就是人口上的大多数。他的意思应该是,为了犹太国家能够留存,以色列必须放弃对被占领土的掌控。
我这个“重磅炸弹”想炸的是以色列人,不是巴勒斯坦人。尽管露西提前警告过我,我还是没预料到会遭遇那么多来自同胞的敌意。因为在我眼里,号召“被吞并”只不过是把很多派别长期以来执着的“一个世俗国家”的主张重新包装了一下而已。我思考了一下为何会引发仇恨。他们的敌意并非针对目标,而是针对手段:满脑子英雄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希望能够无条件地战胜犹太复国主义,现在我居然提出要利用以色列的体制来争取权益,真是异端邪说。
一天下午,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我坐下来为《耶路撒冷报》写了一篇文章。这次我的目的是分析我们一些民族主义盲目行动的根源。这篇文章涉及很多个人感情,谈到的问题是我年少时认识得很模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觉察到的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的弱点。根源其实就是战败者那要命的英雄主义。他们追求的胜利根本不可能在政治权力的领域实现,基本停留在想象中的安全地带。
从小,母亲就常常领着我望向她所热爱的家乡瓦第胡因,希望那消失的世界会在神迹之下重现。我们被剥夺、被掳掠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要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恢复这过去的记忆。
随着岁月逝去,母亲的渴望反而越来越浓烈。其实这不完全是对一个地方的渴望,更多的是对1948年失去一切之前那些清白、天真时日的渴望。要是有人真的把外祖父的橘园交给了她,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只想寻回失落的青春,而并非真的想回到被以色列集体农场吞噬的土地上。
我在文章中描述了阿拉伯人所认为的“恢复”。我把巴勒斯坦比作一块毯子。大祸临头之后的这些年,毯子上被凌乱地堆了一些摩天大楼、定居点和在我们土地上扎根的陌生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自由就意味着抓住毯子的四个角,摇一摇,甩一甩,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甩掉;接着,把那些被劫掠走的橘园种回来,重建那些被破坏的家园,其实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都会自我恢复。
这个关于自由的想法可以说是很傻了,所以我又写了一个现实很多的构想,就是“被吞并”、实现平权。我问,为什么要拼命让被占领的土地回到过去,而不去强调人的自由呢?为什么要白日梦一般地去寻找失落的时光——这本身就是一种空洞的幻想——而不去好好实现一个未来可能成真的梦想?
我写道,我们可以先争取以色列国内的平等权益和完全的政治自决权。一旦争取到了,我们就可以在目前以色列的基础架构上实施我们“回归故土”的权利,比如在马阿勒阿杜明的游泳池里游泳。与其从心理上假装那些定居点和特拉维夫的摩天大厦不存在,我们不如真正搬迁到这些定居点和摩天大厦之中。
这里需要重申,我这话其实是有些戏谑的。既然要加入这场“游戏”,巴勒斯坦人就该有点胜利的把握,不要总是采取一些在道德上不占理而且无用的策略,比如对以色列已经非常完善的军事体系发动游击式进攻,或者凭着心血来潮作出一些冲动的决定。我在文章中提出建议,应该在犹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体系框架下行动。这样一来,我们和以色列人都将清楚地看到,目前的犹太复国主义制度无法完全保证我们的权益,要么制定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要么就得让以色列人还我们独立自主。
1986年11月母亲生日那天,父亲去世了。“你爸一直都这样,”后来母亲语气温柔地打趣道,“一刻也不让我安生。”
他生前在哈达萨医院住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把他接回家安度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便是病入膏肓,他仍然是那个富有幽默感且彬彬有礼的父亲。
住院期间,医生来查房时,父亲问他有没有“找到”。
“找到什么?”医生疑惑地看着他。
“就那个小东西啊,”父亲抬起手,用大拇指揉搓着食指,他描述抽象的事物时总习惯于做这个动作,“就是一直给我找麻烦的小东西。”
“哦,那个呀。”医生笑了,他明白,父亲指的是死神,“没有,恐怕我们暂时还没找到它哦。”
父亲到家以后,穿着睡衣睡袍在洒满阳光的前廊上坐了几分钟。我们都明白他没有回天之力了,但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他能感觉自己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年轻岁月。“天哪,今天天气真好啊,”我开口道,“来杯冰啤酒如何?”
“何乐而不为?”
我从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个村子的酿酒师那里买了一瓶啤酒,打开后倒入两个杯子里。父亲只是啜了一两口,就回到卧室。之后,母亲来叫我,说父亲想和我谈点事情。
父亲还是那个几乎从不耽于幻想的父亲,他想谈的就是自己的死。“我想给你交代一下墓碑上刻什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真是痛苦且怪异,我忙着转移话题。父亲却并不接茬,继续说道:“就写上,‘安瓦尔·扎基·努赛贝·卡拉基,1931年生于耶路撒冷,卒于耶路撒冷’。”他希望自己留下的遗产,就是自身人性的两个源头:努赛贝家族7世纪的发源地古麦地那,以及耶路撒冷。
那天下午,他去世了,我们把他埋葬在尊贵禁地的范围内,即圆顶清真寺和古代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数百人出席了葬礼。费萨尔想趁此机会将葬礼变成政治事件,他把我拉到一边:“我想让葬礼队伍经过旧城中一个新的定居点,你意下如何?”
这个主意不错,父亲应该会喜欢的。
费萨尔、贾迈勒、阿布索尔、巴拉克和我打头,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沿着萨拉赫丁街行进,经过父亲曾经管理过的电力公司的办公楼。为了纪念他,公司当天休业,所有的雇员鱼贯而出,加入了葬礼队伍。在行进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直到变成耶路撒冷被占领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游行。行进的队伍走过大马士革门,进入旧城纵横交错的街巷。人群仿佛消防水管中喷射出的水柱,一下子涌入了迷宫。
在前往尊贵禁地的路上,数千名哀悼者经过沙龙的新房和毗邻的犹太学院,这两个地方都位于穆斯林聚居区,很有挑衅的意味。(为两者出资的是同一个神秘的定居者组织,由沙龙于1982年创立,名叫阿特特库哈尼穆[Ateret Cohanim],旨在“重夺”旧城的地产与房屋。该组织还参与了金匠市场的殖民化。)来到定居者耳力所及之处,原本沉默的我们唱起了一首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歌。在进入尊贵禁地时,数千人都在高喊着支持巴解组织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贾迈勒、阿布索尔和巴拉克从头到尾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们一同哀悼啜泣。一位朋友看到我在流泪,朝我悄声耳语:“忍住你的眼泪,这一点也不爷们儿。”
“我要是不哭,那才不爷们儿。”我回答。
父亲被安葬进墓穴中(穆斯林不用棺材)。我跳进去,亲吻他,和他道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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