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这些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以冲突的本质,并非恐怖主义或犹太定居点,甚至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巴勒斯坦人想要夺回1967年被以色列人占领的土地,而以色列人不愿意放弃这些土地。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说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会体现出太多的内心冲突,双方都是如此。
意识到立国方向之后,我开始了更为仔细的聆听。没人愿意在内心矛盾的情况下行事,尤其是在以明确信条为基础的宗教或革命运动中。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从未对自己的人民公开宣布过前进方向,因为“两国方案”与整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过去的愿景是建立单一、民主、世俗的国家,否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的计划,逆转1948年的失败;而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梦想,则意味着要与犹太复国主义握手言和。
我注意到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讲他们那些叫人毛骨悚然的豪言壮语。“我们绝不会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公开演讲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我们将不断战斗,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而私下里,这些似乎目空一切、宁折不弯的领导人,比大家想象的要圆滑很多。当然,仍有很多人认为谈判没用,不如直接开枪。但从阿拉法特与阿布·吉哈德开始,高层人士都在寻求更为实际的方法,要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的占领中解救出来。
尽管反犹人士说得有些夸张,但以色列的领导人确实擅长花言巧语,他们甚至比我们的领导人更虚伪——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正义的那一方。他们不承认冲突的本质是在争夺1967年占领的土地,就如同他们根本不敢吞并自己所称的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因为知道国际社会绝不会支持这样的行为。国际法不允许征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但这个倒是他们最不担心的问题。他们剥夺了一个民族78%的土地,驱逐流放了大部分人,几年后又要将他们仅存的那点可怜的土地夺走,公然反对他们所进行的非暴力正义抗议。“如此荒唐残酷的景象,全世界到底还能忍受多久?”1970年,伯特兰·罗素去世前的几小时写道,他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事。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识之士广地泛意识到这些本质问题。
因此,暴力成为他们的杀手锏之一。以色列经常会策略性地使用暴力来煽动对方的暴力反应,再以此为借口进行进一步的暴力行为,以达到政治目的。以色列领导人希望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在与一群冷血无情的恐怖分子(贝京口中“有史以来最穷凶极恶的杀人组织”)进行生死搏斗,对方下定决心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进入领土,也因为恐惧要建立起所谓“防卫”用的定居点。1982年,一位政府官员向《国土报》记者坦陈,巴勒斯坦人逐渐放弃恐怖主义,这实在是一场“灾难”。以色列巴不得巴解组织能够“回归早前的恐怖主义行为,在全世界安炸弹,大量劫持飞机,杀死众多以色列人”。
他们表面上宣称集中火力对付恐怖活动,其实是以此来完美掩藏自己真正的目的,即阻止约旦河西岸地区发展出一个能起作用的政府。只要还在与巴解组织那些“恶魔”斗争,就能够永远维持紧急状态。被占领土上所有的民间异见都被视作国际反犹恐怖主义战争的一部分。
得出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说服阿布·吉哈德这样的人接受对话与非暴力,比说服以色列领导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后者一边天天宣扬民主,一边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军事手段来压制一个民族。巴解组织能从非暴力抗争中取得比以色列更多的收获;而以色列要是从战斗转入对话,就意味着没有了辩护余地,最后必然要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全面撤退。
我的分析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总要引诱巴勒斯坦人诉诸暴力,这对他们有着邪恶的吸引力,有时候甚至完全抵挡不住。很多时候,以色列军方的占领行为似乎是在打击恐怖主义,结果却事与愿违,让恐怖主义更为盛行。那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敌人其实是温和派,比如穆巴拉克·阿瓦德或各个地方的长官们。因此他们开始施行一个策略,就是把极端分子做出来的事情怪在温和派头上,严厉指责和败坏温和派,却不去碰极端分子:万一将来还需要他们作为借口,摧毁下一批温和派呢。
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解开了巴以冲突中最令人困惑的谜题。很快,以色列政府就为我的假设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室”,这令我既惊骇又好奇。1982年夏天,沙龙将军说服贝京武装干涉黎巴嫩南部地区。6月6日,“加利利和平行动”拉开帷幕,那天刚好也是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法国山(French Hill)街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拉姆安拉的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时间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是很奇怪的,因为之前的十二个月里,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上连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宣战理由甚至都不是发生在黎巴嫩,而是在伦敦,以色列大使在那里遭遇一次刺杀,死里逃生。以色列宣称是巴解组织干的,巴解组织全盘否认。然而,入侵的真正催化剂,是外交对峙和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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