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样的古国,现实总是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浓厚的传奇色彩。从不同的立场来看,阿拉法特可以是自由斗士,也可以是恐怖分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面向全世界发言时,似乎是想让那些总要对他持非黑即白看法的人摸不准路数,他带着皮枪套,里面却是空的,他在发言里提到了“枪炮”,也提到了“橄榄枝”。)他象征着散落在异国他乡,在战火中被打败、被羞辱的巴勒斯坦人民。这些人本来群龙无首,被派系、地理、宗教和阶层因素所分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生活在悲惨、污秽与绝望中的难民;而他,通过鼓舞人心的口号和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为这些人硬生生地锻造出一个国家。他让他们重新燃起了民族认同感,为他们带去了希望。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些成就。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达本-古里安机场(Ben-Gurion Airport),两个保镖就来接我,我们直接开车去了拉姆安拉(Ramallah)。三小时后,从开罗来的直升机会把阿拉法特的遗体运到这里。
我们预料耶路撒冷到拉姆安拉常走的路线一定会堵得水泄不通,于是从西边开到拉姆安拉。以色列军队做好了迎接外国高官和持友善态度的以色列人的准备,我们没有受到过多阻挠就通过了路障。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了HASHD总部——HASHD是“人民和平民主运动”(People's Campaign for Peace and Democracy)的阿拉伯语名称。
总部里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年轻领导人,几乎都进过以色列的监狱。他们正在制作黑色的旗帜和横幅,上面写着“人民运动哀悼阿拉法特”的字样。他们计划利用葬礼的时机,分发五万份传单,号召非暴力运动,呼吁与以色列达成“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
随后,我们从总部前往穆卡塔(Muqata),那是阿拉法特位于城镇边缘的宅邸,早已瓦砾成堆。通过同事事先的特意安排,我得以从VIP通道进入。我们到达时,巨大的铁门紧闭着,巴勒斯坦的保安正在阻拦数百名哭喊着要进去的民众。我的保镖为我开出了一条道。“圣城大学的校长来了!”他们朝那些保安喊道。突然间,仿佛军事行动一般,铁门开了一道窄缝,一列巴勒斯坦保安鱼贯而出,把我拖了进去,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人群的哭喊声和捶打铁门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不绝。我从衣兜里掏出自己的蓝色串珠,捻了起来。
一进宅邸,我就直奔巴解组织的办公室。那里已经聚集了一些公众人物、巴解组织高层,以及巴勒斯坦总理阿布·阿拉(Abu Ala,又名艾哈迈德·库赖[Ahmed Qurek' a]),还有一些因为以色列修建的围墙而和我多年未见的加沙领导人。大家情绪低落,气氛沉重。每个人都在等待那架直升机,上面有阿拉法特的遗体,还有他的遗孀苏哈·阿拉法特(Suha Arafat)、阿布·马赞(Abu Mazen,又名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阿比德·拉布(Abed Rabbo,与以色列政治家约西·贝林[Yossi Beilin]一同缔造了《日内瓦协议》[Geneva Agreement])和我长期以来的盟友贾布里勒·拉杰布(Jibril Rajoub)。原本的计划是,地面上的和直升机上的这些重要人物在一起,举行一场庄严肃穆的葬礼。
人鼠之间,最好的计划也赶不上变化!直升机刚出现在天际,就已经有数百人狂风骤雨般冲进门,爬上墙。四处都是挤挤挨挨的人群,甚至还有来自马里兰的统一教(Moonies)成员安然无事地混在里面。
与此同时,我离开了那些窃窃私语的重要人物来到楼下,走进人群。整个区域大概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挤满了人。地上有一堆堆碎石与扭曲的钢筋,那些年轻的活动家爬到上面,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四周是一种奇异的氛围,充满期待,甚至欢欣鼓舞。庄严的《古兰经》诵读声被人群的嘈杂淹没了。在人群中,我看到了十年前的同事和朋友,以及第一次大起义(first intifada)期间甚至更早之前一起共事过的活动家——其中一位是穆罕默德·达赫兰(Mohammed Dahlan),人称加沙“铁腕”,是阿拉法特安全事务团队的重要统帅。
几分钟后,阿布·阿拉领着一队要员走了出来,去往直升机着陆点。警卫们骑着马在人群中缓行,努力在直升机着陆点和将要举行葬礼的大礼堂之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但他们刚把一群人拦回去,就有另一群人挤进来,而且比之前更挤。
直升机终于到达了,但只能在人群上空盘旋,无法着陆。这时,人们都在往前挤,借着彼此的身体往上爬,想离即将着陆的直升机近一些。群情奔涌,场面开始失控,不甚连贯的喊声变成了齐声高呼,仿佛体育比赛现场:“以我之血,以我之魂,我们属于你!”人们亲切地称阿拉法特为“阿布·阿马尔”(Abu Ammar,意为“阿马尔之父”)。他们好像不相信伟大领袖已经去世,也许他们觉得,他再次施了障眼法,就像那次他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坠毁,他却几乎毫发无损地逃了出来。也许他们觉得,“阿翁”可以戏弄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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