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二大罪
【题解】
苏轼此篇论司马迁《史记》有两大罪过,即书写商鞅和桑弘羊的功绩。在苏轼看来,二人之名污秽,不齿于君子,二人之术攫利,有害于国家。但是国君往往乐于采用其说,因为这种富国之术方便容易,就像服寒食散一样,短时间内能令人精神焕发,然而长久便“疽背呕血”,而“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苏轼的这种看法,早在他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中就说过:“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苏轼文集》卷二五)苏轼在本篇中对商鞅、桑弘羊以及司马迁的这种愤恨,显然是因神宗时期的新法而发,文中称道引述的司马光的一大段话,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辩论时所说的,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里也大书特书过。《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题名为《商鞅论》,题下注:“此论亦为荆公发也。”又见《苏轼文集》卷五《论商鞅》。
商鞅用于秦①,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②,诸侯毕贺。
【注释】
①商鞅:亦称“卫鞅”,战国时卫人,曾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商州区),故名“商鞅”。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征召能强秦之人,卫鞅西入秦,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六年(前356)卫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十馀年后秦国强盛。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车裂示众,尽灭其家。苏轼《商君功罪》云:“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乐,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苏轼文集》卷六五,又见稗海本《东坡志林》卷三第二十七条)
②致胙(zuò):古时天子行祭礼后,将祭肉赏赐诸侯,以示礼遇。胙,祭祀用的肉。“致伯”是说尊为霸主,“伯”字读为“霸”。《史记·商君列传》的“致胙”当是“致伯”之误,苏轼沿其误。孝公:秦孝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大增。《史记·商君列传》云:“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据《史记·秦本纪》和《六国年表》,秦孝公二年(前360)天子(周显王)致胙,秦孝公十九年(前343)天子致伯。
【译文】
商鞅在秦国受到重用,变法行令,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很满意。路不拾遗,山无强盗,家家丰裕,人人富足,百姓勇于为国家打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秦国变得富强。周天子赐给秦孝公祭肉,诸侯都来祝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①,而司马迁暗于大道②,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③。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④。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⑤,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
【注释】
①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战国时纵横家游说之士人的邪说怪论。苏轼认为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里的故事来自纵横家的杂书小说,不可信。
②暗于大道:昧于大道。此说和后文的“先黄老”云云,借鉴了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对《史记》的评价:“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③尝以为:《百川学海》本、《东坡后集》作“常以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以谓”二字。
④桑弘羊:洛阳(今属河南)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家,官至御史大夫。桑弘羊在汉武帝支持下,推行盐铁酒榷(官方专卖)、平准(平抑物价)、均输(官方统购统销和运输)、算缗(计算财产而征税)、告缗(揭发富户隐匿的财产)等政策,令朝廷获得大量财富。见《史记·平准书》。
⑤世主:君主,国君。
【译文】
苏子说:这些都是战国游说之士的邪说怪谈,司马迁却昧于大道,取来写进了史书。我一直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先讲黄老之说,再讲六经,忽视没做官的处士,抬高奸雄的地位,班固说的这些都还是小事情。我所说的两大罪,是他写商鞅和桑弘羊二人的功劳。自从汉代以来,学者都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但是国君却甘之如饴,表面上不提到他们的名字,暗地里采用他们的学说,更有甚者则从名到实都宗奉他们,希望治国也能够像他们那样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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