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斯托雷平政府着手进行一项新的改革:在俄国的西部六省设立地方自治组织局或地方议会。(在其他被认为是俄国特别忠君的地方,这种自治机构在1864年就已经建立了。)为了防止波兰人占据多数,该法案把自治机构中的地主又分为俄国人和波兰人两组。该提案在杜马获得微弱多数,议员们降低了地主当选资格的门槛,以致富农亦可参加地主等级的投票。在帝国参议院这种社会开放却遇到了巨大阻力。1911年3月,参议院以微弱多数拒绝了此提案,目的是要让斯托雷平的计划失败。
为了不失去民族主义者的支持,首相决定对抗到底。他劝说本不情愿的沙皇让杜马和帝国参议院休会三天,并利用议会的短暂休会期,根据《基本法》第87条的紧急法令规定,在俄国西部强迫设立杜马已经通过的自治机构。不仅帝国参议院,而且杜马中的大多数也正确地视此举为违宪。斯托雷平最后一次类似政变的行动未能再得到议会的力挺,1911年3月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尼古拉二世的支持。1911年9月18日他死于枪伤,四天前一个在政治上难以归类的刺客(秘密警察,即暗探局的前特工)借沙皇在基辅市剧院看歌剧的机会向他开枪。
枪手杀死了一位活力非凡的政治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遭到暗杀之前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终结。斯托雷平败给了比自己强大的外部环境,他曾努力用专制的手段实现现代化,因为他 没有别的手段可用。他想把俄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却一再打破当时的有效法律。随着试图用紧急法令推行地方自治法案的做法,他矫枉过正了,这样他离开首相的职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如果1914年没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农业改革将会有什么样的长期效果,这只能留作遐想的对象了。倘若把政治自由当作衡量西方化的标准,那么俄国在斯托雷平执政的五年内没有变得比从前“更西化”。只有在外交政策方面,沙皇帝国在1906~1911年间更接近西方:1907年8月英俄就其在亚洲势力范围所签署的协定让这两个强权国家形成一种契约关系,从内政角度看这两个国家的理念恰恰是对立的。
次年,在短时期内,俄国与奥匈帝国看上去似乎也有望达成谅解。契机是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起义,这是由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年轻军官们发起的反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专制政权的起义(但直到1909年4月保守势力的政变才最终推翻了他,并由其受人民爱戴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取代他)。1908年9月中旬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Iswolsky)和埃伦塔尔(Aehrenthal)在布赫劳(Buchlau)会晤,就君士坦丁堡变革的后果交换意见。埃伦塔尔通知他的俄国同行,维也纳有意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块地方部分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部分是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哈布斯堡帝国是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决议占领这里的。在伊兹沃利斯基的劝阻下,维也纳放弃了吞并诺维帕扎区(Sandschak von Novi Pazar),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个楔子插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此外,俄国外交大臣表示同意奥地利的打算;作为回赠,埃伦塔尔同意圣彼得堡提出的向俄国军舰开放达达尼尔海峡的要求。
10月5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伊兹沃利斯基所希望的 向俄国开放达达尼尔海峡,由于与俄国结盟的西方列强英法的意见不统一而未能兑现。俄国公众舆论对奥匈帝国的做法感到愤慨;斯托雷平对外交大臣的行为不满,后者的职位逐渐不保。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得到德意志帝国的全力支持,后者于1908年9月30日在吞并问题上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从而为威廉的风险政策提供了一个显著例子。1909年3月21日,帝国宰相比洛更进一步与圣彼得堡摊牌,他发出一份被正确理解为变相最后通牒的照会。尚未做好迎战准备的沙皇帝国让了步,和受他保护的塞尔维亚一起承认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吞并的事实。在巴尔干政策上彻底失败的伊兹沃利斯基不得不于1910年11月辞去外交大臣一职。他出任驻巴黎大使,从那时起就致力于拓展俄法联盟,以便在下一次与位于两国间的欧洲强国较量时能有更好的底牌。接替他任外交大臣的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宗诺夫(Sergei Dimitrijewitsch Sasonov),他是斯托雷平的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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