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国与英国和德国相比,在20世纪初仍旧是一个农业国的话,那意大利更是如此,以其1911年不足3500万的居民来说它是最小的欧洲强权国家(俄国的欧洲部分当时有1.22亿居民,德国6500万,哈布斯堡帝国5100万,英国4100万以及法国3900万)。1911年意大利人口的55.4%仍然从事农业劳动(比1901年减少4.1个百分点),而工业从业人员达26.9%(增加2.4个百分点)。1908年,在私有部门的国民收入中,农业和工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3.2%和26.1%;1900年相应份额还分别为51.2%和20.2%。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证明,亚平宁半岛在20世纪初发生了迅速的结构变化:意大利在1895~1900年经历了其工业革命。
首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保护性关税和直接补贴对重工业予以扶助——该行业的生产成本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得多——从而使其成为增长性最强的行业。1890年代后半期在皮翁比诺(Piombino)和厄尔巴出现了钢铁厂,1899年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在都灵创建菲亚特汽车厂。丝绸业仍是雇员最多的行业,其出口也大大超过钢铁业,但与后者不同它却很少能从保护性关税中获益,反而从中受到损害。化学、金属加工和机械工业等增长性部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大多数企业还是小企业,而且工业化仍旧主要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现象。农业的意大利南方继续遭受其结构性欠发达的痛苦并提供了大部分移民:仅仅在1905年就有50万意大利人背井离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北美和南美找工作。农业作为整体 为资本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才让工业化成为可能。新型的“混合银行”(Banca mista)也是如此,它们直接参与投资大型联合企业(如在钢铁行业运作的商业银行)。
政治上看,意大利工业革命的时间(同时也是一战前的美好年代)大部分落在“焦利蒂时代”。皮埃蒙特人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在1883年成为议会议员前曾做过公务员,1892/1893年首次担任首相;1901年2月到1903年5月他在扎纳尔代利的第一届内阁中出任内政大臣;扎纳尔代利1903年11月去世后,他接任其首相和内政大臣职务。直到1914年,他一直是意大利政坛的核心人物;仅在1905/1906年和1910/1911年,其他自由派阵营的政治家们短暂担任过政府首脑。
焦利蒂这位自加富尔以后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其政治立场中间偏左。对其政策可以使用一个20世纪下半叶的概念:他尝试“向左开放”(apertura a sinistra),方法是将工人运动中的改良部分整合进意大利的政治。只有当国家在工资纠纷上不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企业家一方,而是在雇员和雇主之间扮演诚实经纪人的角色时,这个目标才能实现。意大利工人的工资与欧洲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极低,普遍存在的对无政府主义暴力的偏好与这个国家的社会苦难和工业落后密不可分。由于焦利蒂意识到这些关联,他限制在严重违规案件导致工人罢工时使用警力,从而至少减少了冲突的发生,这类冲突一般是执法人员使用了枪支。此外,焦利蒂政府确保限制女工和童工以及节假日和夜间工作的法律的通过,改善了退休金状况并设立了国家劳动局。
抵制新的社会补偿政策的是 实业家们,他们与焦利蒂不同,不愿领会较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其实是符合企业家——尤其是波河河谷和南意大利的大地主们——不容忽视的自身利益的。1902年,在波河河谷的稻田里讨生活的短工、农业工人和半佃农们(mezzadri)的罢工行动——他们组成了类似工会的“联盟”(lighe)——被有组织的破坏罢工者团体残酷地破坏了;同年秋天警方在阿普利亚(Apulien)和西西里岛向罢工者开枪,其后果是随后有组织的区域性犯罪网如黑手党和克莫拉(Camorra)得以继续扩大它们的权势。农民工和与他们联盟的小农的失败,导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更愿听信社会党和工会中激进分子的话,后者对逐步改善社会状况已经不感兴趣,他们寄希望于一次总罢工的解放性效果——乔治·索雷尔1906年在其《论暴力》一书中提到的“直接行动”。在这本同样反改良和反议会的书中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提升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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