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1885年似乎俾斯麦也曾感到与英国的关系有些紧张。这是因为他想阻止亲英派、娶了英国女王女儿的皇太子采取一边倒的亲英政策。这位皇太子腓特烈与“分离派”有良好关系,他们是1880年从民族自由党退出并组成自由联盟的政治家,1884年他们与进步党合并组成了德意志自由思想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这又是一个令其对新主登基怀有顾虑的原因:俾斯麦绝对无法确定,腓特烈当皇帝后他是否能继续任宰相。相反,他必须估计到有在德国组建一个自由的“格莱斯顿内阁”的可能性。所以在外交领域造成一些无法逆转的既成事实,而且还是一些在国内政治方面受欢迎的事实就格外重要,这能保证在下一届帝国议会选举中 政府能稳操胜券。外交部国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宰相的儿子和亲密合作者——包括宰相本人都发表过相关论点。
但即使俾斯麦只是暂时三心二意地关心过为德国创建殖民地之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曾是“帝国主义分子”。从他出于外交政策的原因支持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法国进行殖民扩张时起他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此外,设立德国的受保护国完全与俾斯麦1879年完成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向相吻合。虽然德国殖民地无论是作为原料供应市场还是作为定居点都没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它们对经济也没起到任何积极作用,除了多哥(Togo)和西萨摩亚(West-Samoa,1899年起完全由德国管辖),其他殖民地一直需要财政补贴,以致它们总体而言对帝国预算构成一种负担。但自1885年起终于出现了转机:德国现在是殖民大国,发挥着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殖民地对广大不同圈子的居民,尤其是对受过教育的,具体来说对较年轻的学者产生了强大魅力。与英国和法国相比,俾斯麦的殖民收购规模适度。但许多德国人认为,这只是德国未来世界政策和创建德意志海外统治的前奏,而帝国的创建者完全有理由根本不想听闻这样一种政策。
1884年12月,在德国成为非洲殖民势力那一年的年底,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刚果大会,或者按照盎格鲁-撒克逊史学传统至今仍被称作西非会议。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非欧洲国家参与了谈判,作为代表团顾问发挥作用的有英裔美国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斯坦利享誉世界是因为,1871年10月经过在非洲腹地八个月的搜寻,他找到了在欧洲被认为已经失踪的英国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我想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I presume] 斯坦利的这句问候语已经成为格言。)此前他曾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委托,探索广阔的刚果盆地,当时他曾说服众多当地不知情的头领,把他们的土地和所有相关权利转让给利奥波德——纯属虚构的国际刚果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Congo)会长,并向他提供劳动力。
柏林会议标志着德法之间在殖民政策合作方面的巅峰。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两个大国阻挠了伦敦的意图——把刚果河口周边地区划给依赖于英国的葡萄牙。大不列颠在柏林完全受到孤立,而且势力还遭到削弱,因为在埃及财政国际监督问题上它依赖德国和法国的参与(大国间的谈判直到1885年3月才成功结束)。所以英国必须确认法国在西非的权利要求,同时也必须接受国际上对利奥波德和斯坦利创建的那个暂时尚未命名的实体的承认,1885年5月承诺永久中立的刚果自由邦(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从中应运而生。因此,英国失去了对中非的控制。英国唯一成功的是,在柏林会议上经俾斯麦要求,为刚果自由邦定下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柏林会议于1885年2月26日结束。同月,德国成功地通过对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和他的德国东非公司所购地区提供皇家保护的办法,摧毁了塞西尔·罗兹在埃及和南非间修筑从开普到开罗铁路线的梦想。然而,在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伦敦正致力于与德国的谅解与和解。1886年10月,联合王国与德意志帝国就双方在东非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共识:坦噶尼喀(Tanganjika)包括布隆迪和卢旺达,其部分区域自1885年起就是德国的“受保护”地区,划归德国势力范围;肯尼亚和乌干达划归英国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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