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出这种结论不必非得是个温和自由主义者。近半个世纪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95年(在其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撰的新版序言中)提出以下论点:“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 ,现在它已经过时,因为技术的发展,军队可以比过去更容易地镇压起义,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也令“人民”的联合行动成为不可能。
这是无产阶级“现实政治”的表达,恩格斯在回顾历史时也提到了马克思和他自己在1848年做出的一些错误判断。当时的工业和社会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二人所假定的程度。19世纪末阶级关系已更为清晰,工人阶级通过民主与合法的渠道取得政权的机会在许多国家比1848年时增加了许多。此外,执政者从革命中也吸取了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满足了1848年提出的一些要求,从长远来看这也必定会让无产阶级从中获益。作为这种政策的例子,从“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 ,作为这种政策的例子,恩格斯提到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审视了1848~1871年这段时间的发展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48年革命并非发生在欧洲的最后一场革命,但它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欧洲革命。为了支持其判断——1848年革命是最后一场欧洲革命,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指出,新世纪欧洲爆发的所有内战和革命都局限于某些个别国家。“没有哪次革命突破现有边界,或是突破在革命变革过程中被重新划定的边界。所有后续的骚乱、暴动或革命都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说到底是国家民主层面。更重要的是,所有此后爆发的内战和革命,从政治角度看,都是此前国家间战争的二级后果。”必须补充的是,已经打输或正在打输的国家间战争。
唯一一场欧洲革命的失败产生了深远影响。1848年对以后时代的锻造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欧洲历史上19世纪下半叶或20世纪所发生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很难不与这场革命有着至少是间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1848年在欧洲近代历史上就成了一个关键年份,甚至是最关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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