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变化同时亦发生在教宗国。1846年当选的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本名乔瓦尼·马利亚·马斯塔伊-费雷提(Giovanni Maria Conte Mastai-Feretti)。虽然按照其前任格里高利十六世的惯例,他上任伊始就在通谕《为多人》(Qui pluribus)中严厉谴责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且首次加上了共产主义),同时却乐于进行势在必行的改革,其中除了早该进行的教会内部行政重组外,还包括为罗马制定的市政法规和政治大赦。
教宗的行为鼓励了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他也开始启动理解统一与自由运动的政策。这些状况,特别是教宗国的情况让梅特涅很担心,他尤其怕改革的努力会传导到奥地利治下的伦巴第-威尼西亚。援引1820年《维也纳决议案》(Wiener Schlußakte)中的一项条款,这位维也纳的首相于1847年7月17日命令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费拉拉(Ferrara)市。教宗迅速提出抗议令他在意大利人中更受欢迎,卡洛·阿尔贝托国王从而承诺,倘若奥地利进行进一步干涉,他将从撒丁岛和皮埃蒙特向庇护九世提供军事援助。
比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情况更具戏剧性的是西西里岛的状况。1848年1月,那里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广泛联盟,在城乡部分贵族和工人的支持下,起来反对波旁王朝对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当时的统治者很快就失去了对该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2月建立了由温和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其中包括后者的代表——年轻的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他曾在1887~1891年以及1893~1896年任意大利首相。1848年2月法国七月王朝被推翻时,革命在西西里已经开始:此事件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揭开了1848年革命的序幕。
在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那不勒斯,由于重兵把守没有发生激烈的革命行动。对于西西里岛的事件和王国内其他地方不断增长的反对派势力,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采取的对策是在1848年2月公布了宪法,此宪法在很多方面类似法国1830年8月的《宪章》,但留给君主的权力要比法国七月王朝的大。
大约在同一时间,与意大利一样,旧秩序在普鲁士也陷入危机。1847年2月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召集“联合省议会”(Vereinigten Landtag)前往柏林开会。大会由一个贵族院和三个其他院——即一个采邑庄园主院、一个其他乡绅地主院和一个特别高素质的城市地主院——组成,它们分别源自1823年起存在的各省议会。联合省议会本该拥有批准税收和同意政府发行公债的权力,但不具有定期召开的“周期性”。这种大会不可以自行召开,只有国王有权召集开会。在1847年4月11日的开幕致辞中,腓特烈·威廉首先阐明他仍旧不愿做的事:给普鲁士一部宪法。他解释道,他永远都不会承认,“在天上的我主和这个国家之间会有一纸宪法挤进来充当第二神意”。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召开这次大会只是为了钱:各省议会的代表们应该借给普鲁士国家2500万塔勒贷款,用于修建计划中的通往柯尼斯堡的东部铁路。对这条铁路线莱茵兰和威斯特伐伦的产业界和东普鲁士的大地主有同样大的兴趣。联合省议会的议员们也深知此项目是势在必行的,但他们对普鲁士的宪法化和议会化更感兴趣。他们对国王想出的这种不健全的议会制感到不满,因此联合省议会理所当然地拒绝批准所要求的贷款。
如此,普鲁士由开明官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就面临结束。要想让现代化继续下去,霍亨索伦国家必须给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自觉的社会成员让渡更为显著的参与权。向普鲁士国家提出权力问题,当然就连社会上自由派的代表们也没想到。拒绝贷款是一种示威,却不是呼吁进行革命。
另一个德意志强权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没有宪法。这种消极的共性面对的却是十分显著的区别: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官僚体制效率较低,书报审查更加严格,特务网比霍亨索伦国家的更广。奥地利的工业化刚刚起步;维也纳政府在1840年代离整顿公共财政的目标比以前更远;不断增长的债务令奥地利越来越依赖银行,具体地说是依赖犹太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为整个国家制定一部自由宪法,首都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愿意,王室和政府却不愿意。说德语的奥地利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因此是一个共同的、更大的民族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是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中的主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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