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代初的美国给托克维尔留下了一个矛盾的画面。在其著作前两卷问世时这位年轻的作家才30岁,他钦佩宪法之父们的政治远见和公民们对共和自由的热爱。他同时看到,如果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对错对思想自由意味着什么危险。“我们同时代人总是处于两种敌对偏好的影响下:他们希望被引导,但又渴望自由。他们无法抑制这两种对立倾向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努力同时满足二者。他们设想一个统一、监护和无所不能的权力,但它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他们想要把集中与民权连接在一起,这能让他们自己安心。这个想法,即他们自己选择了由谁来进行监护,安慰了他们被监护的现状。”
如果这是真的,欧洲尚要经历美国在杰克逊时代就已经历过的事情,那就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学习。向更大程度的平等发展是无法阻挡的,想恢复一种贵族社会是毫无希望和错误的。重要的是:“得让自由从民主的社会中产生,上帝注定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平等给人们带来的某些倾向会高度危害自由,欧洲的立法者须臾不可忘记这些危险,而且要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人类平等给人之独立带来的危险并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国家无法阻止平等在它们中间的出现;但它们可以决定,这种平等是导致奴役还是自由,教养还是野蛮,富足还是贫穷。”
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最后几页上,托克维尔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他说不久的将来,美国会进一步向西拓展,从而陷入与墨西哥的冲突,当时加利福尼亚,以及后来的美国以下各州内华达(Nevada)、犹他(Utah)、科罗拉多(Colorado)、亚利桑那(Arizona)、新墨西哥(New Mexico)和得克萨斯(Texas)还都属于墨西哥。1820年代初盎格鲁美洲移民就开始拥入得克萨斯。1835年,即托克维尔著作前两卷出版的当年,那里发生了大规模北美移居者反对墨西哥政府的起事。次年,盎格鲁美国人击败了由墨西哥总统桑塔·安纳将军指挥的军队。在经过短暂的独立后,得克萨斯于1845年作为第28个州被吸收进合众国,这导致了第二年与墨西哥的战争。这场战争于1848年2月结束,缔结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Friede von Guadalupe Hidalgo),墨西哥不得不将格兰德河(Rio Grande)以北的整个区域(从得克萨斯到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
1830年代中期,托克维尔就丝毫不怀疑美国对先前属于墨西哥的领土的征服会继续下去。在他看来,这种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在新大陆,说英语的人种与欧洲所有其他种族相比占有巨大优势。“它在文明、工业和权力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种族。只要它面对贫瘠或人烟稀少的大片土地,只要它在挺进过程中没有遇到人口稠密、难以通过的地区,人们就会看到它无休止地继续拓展。契约规定的界线无法阻止它,相反它会从四面八方突破这些虚构的防御工事。”
更为大胆的预言是,只有两个国家拥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美利坚合众国和俄国。“如今地球上有两个伟大的民族,它们的起点不同,但似乎有同样的目标:俄国人和盎格鲁美国人。二者都韬光养晦(dans l’obscurité),就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时,它们突然成为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世界几乎同时获悉了它们的形成和强大。”
正当所有其他民族都受到自然疆界的限制,从而以维持现状为己任时,这两个大国却在进行拓展。下面的论述表明,托克维尔不仅认为美国,而且也认为俄国在向西挺进。“美国人反抗的是自然界为其设下的障碍,俄国人的对手是人。一个在对沙漠和野蛮宣战,另一个要对付的是拥有所有武器的文明。所以美国人的征服靠的是农民手中的犁,而俄国人的征服则靠战士手中的剑。在追求目标时前者依靠的是各不相同的个人兴趣,它让个人的力量与理智发挥作用,而不是指挥每个个人;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的力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个的主要动力是自由,另一个的是奴役。它们的出发点不同,路径也各异;然而似乎是神意(la Providence)的秘密计划让它们都得到了使命,有朝一日手中掌握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1835年所预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此前欧洲的大国一再表明,它们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要扩大自己的统治和势力范围。1945年后,美国和俄国也无法瓜分整个世界,还有“第三世界”。尽管如此,这位法国思想家对他所处时代诸迹象的深刻剖析仍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世界政治的预测上,而且也表现在其前瞻性地对欧洲社会政治发展的分析:把欧洲社会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文化纽带,即西方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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