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腓特烈·威廉三世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担此重任,根据其笔记费希特也没把握。“现有的邦主没有人能缔造德意志人,他们培养出的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等。难道必须等待新君出现,像波拿巴那样的?”(最后一个问题太离经叛道,以致费希特过后自己又否定了它。) 首先与奥地利的比较,支持了现任或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将领导德意志走向统一的论点。一位有家族利益的德意志皇帝会利用德意志力量为其个人目的服务。奥地利有这种家族利益,普鲁士没有。“它实际上是个德意志国家;作为皇帝完全不想去征服,也不愿不公正,前提条件是:在未来的和平条约中把本属于他的,同时又因基督教新教信仰而联系在一起的省份归还给他。迄今为止的历史精神使普鲁士不得不向前迈进,构建帝国。舍此它无法继续存在,而是只能灭亡。”
普鲁士不仅是个新教掌权的国家,而且在德意志新教中享有霸权。如果不是这样,费希特也不会想到让普鲁士国王来扮演“统一之君”的角色。“引领其时代和民族的那个人应该成为统一之君,”在其1813年完成的《国家学说》(Exkursen zur Staatslehre)中他写道,德意志命中注定是一个理性帝国,这样的帝国必须用新教方式来管理,“理智用于基督教不外乎就是新教,因此现代的哲学家和学者必须是新教徒。新教徒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身上体现着普遍有效性和普遍性。”1813年费希特在《草稿》一书中曾要求确立所有人都该信仰的国教,同时保障良心自由,也就是保留私人的特殊宗教。在《国家学说》中对此存疑的是:国教只能是卢梭意义上的公民宗教,哪怕是带有很浓新教色彩的,无论非新教徒的良心对此会怎么说。[15]
费希特的民族主义完全是补偿性的,他的德意志无所不能的愿景来自德意志软弱无力的经验。对来自拿破仑的羞辱他的回答是自负,他想通过引进国家公民宗教去克服教派分裂。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国民解放,而且它多半仅仅是一种反应: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认同越来越让位给一种愿望——一劳永逸地消灭法国人的外来统治。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政治领域并非独行者。他在统一和自由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主要受到了另外两位德意志民族主义奠基人的呼应:“体操之父”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其父是勃兰登堡维滕贝格的一个新教牧师;以及新教神学家和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他出生在吕根(Rügen)岛上的一个农民家庭,那里和全部西波美拉尼亚(Vorpommern)一样直到1815年都属于瑞典。雅恩和费希特都认为普鲁士是唯一能够统一和领导德意志的国家,体操之父和那位哲学家同样把拯救人类的任务交给了德意志。在其1810年出版的《德意志人的民族性》(Deutsches Volkstum)中他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一使命:“难以学习,更难于执行的是世界拯救者的神圣任务,但那是一种道德的亢奋,一种人之神性,以救世主的身份来保佑尘世,为各民族植入成为人的种子。”
德意志在世界上所应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赫尔曼”(Hermann)——舍鲁斯科(Cherusker)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之于德意志人,他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打败了罗马人的军队。雅恩称其为“民族的救星”,他为人们推荐的其他榜样是奥托大帝的父亲萨克森国王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路德,还有“旷世君主腓特烈大帝”,尽管后者只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对后者的推荐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仅仅是一件“没有灵魂的艺术品”,反之,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则仅仅是“没有躯体的、风一样的影子,就像在世界上到处流浪的吉普赛人或犹太人”。
然而,德意志的未来对任何国家的依赖都不如对腓特烈的普鲁士大。因为与多民族帝国奥地利不同(雅恩认为奥地利的使命在整个东南欧的多瑙河流域直至黑海),普鲁士是德意志的。在普鲁士国家,体操之父发现了一种“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希望“在普鲁士和通过普鲁士,古老而值得尊敬的德意志帝国能获得与时俱进的复兴,在此帝国中一个伟大的民族将会在人类世界史中走上崇高的不朽之路”。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