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其1952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中得出过类似判断:“尽管有许多对人性的幻想在美国文化中留下了印迹,但我们的政治设施中对权力的利己滥用却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我们的加尔文前辈们坚持要这么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塑造了我们早期生活的两大宗教—道德传统——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和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对我们国家之特征的意义和我们的使命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加尔文主义者虽然对人性态度过于悲观,而且对人生可预见之秩序的想象过于机械,但在评价美国实验的意义时,他们对美国的使命以及美国道德的评价与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惊人的接近。无论我们这个国家对其精神遗产更多地从马萨诸塞州还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存在都始于这一意识:我们是上帝‘选择出’的国度,为的是让人类有一个新的开端。”
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初期,使命感与谦逊、传教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并行不悖的。在理想情况下,它们互相补充和校正,就像各种机构在“制衡”原则下所做的或应该做的那样。无论是更多地受到宗教还是哲学的影响,开国元勋们完全秉承洛克的传统,把政府看作是人民的受托人,国家则是一种“依靠”。对他们来说,有益于共同利益的是一种多元的、经由多种利益打磨的社会构成的意志,而不是像卢梭那样,仅仅设定一种社会必须服从的、由权力定义的共同意志。在由人制定的法律之上,开国元勋们知道有一种更高的无形的戒律,即神权或自然权利。当他们完全按照英国17世纪的传统说到法律时,这种更高的法则与流传下来的“普通法”及其全部证据法和诉讼法一样是包括在内的,立法机构也受其制约。[43]
《独立宣言》、各州和经过修订的《联邦宪法》所包含的人权宣言是这个新建立的国家给自己设立的标准:从非洲来的奴隶和印第安人原住民也可以援引不可剥夺的人权,虽然他们还享受不到这些权利。宪法秩序从而为反对特殊规定和对其相应的狭隘解释提供了标准的纠正可能,1787/1788年这些特殊规定及其狭隘解释保障了宪法能够获得接受。在严格条件下——国会两院均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而且得到四分之三州的同意——宪法是可以修订的。如有必要,宪法要修订以适应新的挑战。因为有此可能性,而且它也得到了应用,这就是1787年的宪法至今仍然有效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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