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后又过了大约30年,议会制度才可以说在英国站住了脚: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由人民代表中的大多数人来决定谁来治理国家,议会因此实际是主权者。自1707年起国王对议会决议不再能行使否决权。在英国汉诺威王室首位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治下,辉格党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作为下议院多数派领袖于1721年接手了政府事务,他是地主乡绅的经典代表,也是大不列颠的第一位正式首相。他能够在此位置上一干21年,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能言善辩,而是因为他用金钱贿赂了议员们,借此总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票。“政府腐败”的公式完全切合沃波尔政府的统治现实。议会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实现了较高政治道德的突破。
17世纪的英国革命,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三大决战”中的第二场决战。(根据恩格斯的说法,第一次决战是德意志宗教改革,第三次是法国1789年革命。)事实上,参加英国革命的拥有土地的 乡绅贵族的比例要超过城市资产阶级,所以尤金·罗森斯托克-胡絮提出的“英国贵族革命”的概念从社会史角度看显得不无道理。乡绅代表不仅在辉格党人中说了算,在保守党中亦然。因此人们不能说只有英国贵族起了一种革命作用。
此外,在欧洲没有任何国家像英国那样,下级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过渡那么难界定。其后果是:有些英国历史学家在两个不同的议会党派中看到的是同一类土地所有者。尽管有这种必要的限制,仍旧可以说,长远来看从“英国议会革命”(再引用一个罗森斯托克-胡絮的术语)专制势力的失败中获得最大益处的是富裕的资产阶级。1688/1689年的事件拓展了英国社会动态力量的政治发展空间,一个世纪后这些力量成为另一次大变动的载体:工业革命。它不仅仅在英国彻底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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