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西班牙后期经院哲学的第一位经典学者不仅仅是西班牙和宗教统治利益的思想理论家。他遵循的是带有基督教烙印的规范标准,这些标准不该仅适用于基督徒。当他与塞普尔韦达截然相反,确认印第安人是人,而不是猴子时,他就向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般理论迈出了一大步。 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继承了他的传统。虽然维多利亚反对虐待印第安人的人道主义宣言,在征服者和异端审判官的时代还只是对错误实践的一种理论上的矫正,但他提出的要求却是面向未来的方案。“Non enim homini homo lupus est,ut ait Ovidius,sed homo”(人并非如奥维德所说是狼,而是人):如果这句话真的适用于所有人,不管其宗教或肤色,那么维多利亚的这一断言就是一句充满革命性的话。[6]
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现“现代”的是让·博丹,他是一位信仰天主教,但一再让人怀疑有异端倾向的法学家。他1576年出版的《国家六论》是对法国宗教战争经验的一种回答。1572年8月24日数以千计的胡格诺派信徒在圣巴托洛缪之夜(Bartholomäusnacht)被屠杀,使对他们的血腥迫害达到了高潮。只有一个强大的君主可以让国家免于内战:这是博丹的核心观点。强大要求有主权,一位诸侯只有在既不必遵守其前任,也 不必囿于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前提下,他才拥有这样的主权。“Majestas est summa in cives ac subditos legibusque soluta potestas”(主权是最高的,面对公民和臣子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1586年该书的拉丁文版中这一著名的公式就是如此表述的。博丹不是此纲领的发明者,即统治者不受法律束缚:“不受法律束缚”(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的短语源自罗马法学家多米提乌斯·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约170~223年),并被收入《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的学说汇纂。
博丹的论点一再被解释为专制统治的精髓,它听起来也像是完全如此,但实际上它不是。君王不受其束缚的法律是那些成文法。如果它们不再是公正的法律,君王可以背离它们。君王和其他主权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没有延伸到上帝的律法和自然法领域,这些法律是必然遵守的。甚至在成文实在法中“不受法律束缚”也不是无条件的。君王也得遵守自己与臣属签订的契约:如果一位统治者不明智地发誓遵守某条法律,那么他也得说话算数,除非发誓的原因已经不存在。统治者不可借助自然法任意强行向臣民征税,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 君主也要遵守各自的继承法(博丹毫不掩饰他坚信选举国王和女性登基是灾难)。 篡夺王位的暴君是非法的,允许反抗直至处死这样的暴君。
对自己阻止内战和宗教战争的人文关怀,博丹在《六论》第4卷第7章中展开了论述。在保护君王方面什么样的城堡也不如他与人民的友谊来得坚固,他写到并建议不要公开与情绪激动的人民作对。他认为公开进行的宗教争议会威胁到每个国家的生存。“一个宗教一旦在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得到了承认,就不应允许再对它进行争论。因为什么时期若是陷入争论,那它也遭到质疑。因此,怀疑人人都必须坚信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这更亵渎的了。没有任何东西是如此明亮、清晰和真实,以至它不会因争议而失去光泽并导致动摇。这尤其适用于那类事物,也就是那些不是靠证据与头脑,而是仅仅靠信仰来决定的事物。如果说哲学家和数学家尚不允许对其科学的原理进行争议,那为什么要允许对人们已经接受和赞成的信仰进行争论呢。”
博丹并不想压制宗教信念,而是要防止它们成为公共论争,继而成为政治论争的对象。他援引东方和非洲国王与诸侯、西班牙和俄国统治者以及许多德意志城市(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后)在这方面的相关禁令。鄙视宗教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灭亡,因为宗教是权力最重要的基础。博丹同时告诫君王,不要想使用武力让人民改变宗教信仰。“你越是违背一个人的意志,强迫他做某事,他就越会奋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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