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还没有一部总括性的西方史面世。一些手册和手册类的著作给我们描述了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但并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阐述。老西方和新西方之间不仅关系紧密,而且其共同性也十分巨大,因此,缺少这样一部跨大西洋的历史著作令人颇感惊讶。
2000年,我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德国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著作,书名是《通往西方的漫长之路》(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这部书讲述的是一个文化上属于西方并共同对西方产生过影响的国家所历经的种种困难,即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以及像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一样,从启蒙运动中抽绎出相类似的政治结论。
脑海中不由得又出现了一些后续所要回答的问题:难道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所代表的西方不是也必须经过漫漫长路,才得以创造并实现了(尽管不是尽善尽美的)西方文明规范工程——1776年和1789年的思想吗?除了德国之外,欧洲其他国家通往西方之路不是也同样漫长曲折吗?若如此,我们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以弄清究竟是什么从内部维系着多重分裂的西方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巨变后,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大西洋联盟的冷战对手——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不复存在之后,“西方”的概念今后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十二年后,当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后,人们几乎普遍意识到,这次袭击事件不仅是针对美国,而且是针对整个西方。但是,美国对“9·11”的反应方式在欧洲却引起了人们对是否还能够将自己的价值体系称为值得引以为豪的价值共同体的怀疑。然而无论西方再怎么自问,它确实存在:大部分非西方世界将其感受为一个统一体,特别是那些把它作为仇恨对象的人。
引起本书对之进行探讨的各种问题,不仅是我此前研究工作的逻辑结果,而且也是最新的历史过程本身使然。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之外,我之所以能够开始《西方通史》的写作计划,要感谢三个基金会和我母校的支持。我曾于1991年至2007年执教的柏林洪堡大学,在我2007年3月退休后为我提供了一间带有必要技术设备的房间。为此我要感谢洪堡大学校长——双博士克里斯托夫·马克席斯(Dr. Dr. h. c. Christoph Markschies)教授,以及当时文学院I院的院长和历史研究所的执行所长米夏埃尔·博格尔特博士(Dr. Michael Borgolte)、教授。
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基金会,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和埃贝林和格尔德·布塞留斯—时代周刊基金会(die ZEIT-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提供赞助,让我在两年的时间内能够借重两名大学生助手和我的长期合作者莫妮卡·罗斯托伊彻(Monika Roßteuscher)硕士。这三家基金会和洪堡大学还将把赞助期延长两年,这样我希望能够把结束和消失于1914年的历史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当代。对这一支持我极为感谢。
这本书还要感谢我的诸多学生,他们分别出过力和参与过共同思考,他们是安格拉·阿布迈尔(Angela Abmeier)女士、弗兰齐斯卡·库舍尔(Franziska Kuschel)女士、安娜·玛丽亚·莱姆克(Anna Maria Lemcke)女士、玛丽亚·舒尔茨(Maria Schultz)女士、安德烈亚斯·施蒂恩(Andreas Stirn)先生和拉埃尔·玛丽·弗格尔(Rahel Marie Vogel)女士。格蕾琴·克莱因(Gretchen Klein)女士极为认真地把我的手稿转换成可打印稿。电脑版的最后一章部分内容由莫妮卡·罗斯托伊彻女士全神贯注地予以输入。C. H. 贝克出版社的总编辑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博士是书稿既彻底 又有批判精神的读者。他的员工雅娜·勒施(Janna Rösch)女士一丝不苟地协助我耐心审读校样。同样功不可没的还有塔贝阿·施皮斯(Tabea Spieß)女士(校对)和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先生(制作索引)。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所有内容我都与太太进行了讨论,如果没有这种具有启发性和解惑性的对话,我无法落笔成书。凡此一切,本人一并表示感谢。本书若有谬误,文责由作者自负。
柏林 2009年5月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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