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贡西埃尔谢里监狱里的七十天,将玛丽·安托奈特变成了一个老迈而病弱的女人。现在她的眼睛已经完全不习惯日光,因为流泪而泛红发炎,她的双唇因为最后几个星期里止不住的大出血而变得异常苍白。现在她不得不经常地和疲惫斗争,很多次,医生不得不为她开出强心剂。但是她知道,今天开启了历史上的一天,她不能表现得疲惫,没有人可以在法庭大厅里嘲笑一位王后和一位女皇之女的软弱。她还要再一次地从筋疲力尽的躯体里,从久已疲惫的情感中被迫迸发出所有的张力,然后这具躯体就可以长久地、永久地休息了。玛丽·安托奈特在世间还有两件事情要做——昂首挺胸地为自己辩护,昂首挺胸地死去。
玛丽·安托奈特不仅仅是内心里充满了决心,在外表上也满怀尊严地面对着法庭。人民应该察觉到,今天走上被告席的女人是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女人,尽管已经公布了废黜王后的法令,却依然是一位王后。她比平常更加精心地梳理已经斑白的头发。她戴了一顶有褶皱的、刚刚浆洗过的白色亚麻小帽,孀妇的黑纱从两侧垂下来,玛丽·安托奈特想要作为路易十六的遗孀,作为法国先王的遗孀,出现在革命法庭上。
八点左右,法官与陪审员在大厅里聚集起来,罗伯斯庇尔的同乡赫尔曼担任审判长,福基埃-丁维勒担任公诉人。陪审团是由各个阶层构成的,有一位前侯爵、一位外科手术师、一位柠檬水商人、一位音乐家、一位印刷工人、一位假发工匠、一位前神父和一位木匠,在公诉人身边坐着几位公安委员会的成员,来监督审判过程。大厅里挤满了人。看到一位王后坐在被告席上,这可是百年不遇的机会。
玛丽·安托奈特镇定地走了进来,平静地坐了下来。她没有像自己的丈夫那样得到一张特别的扶手椅,等待她的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头椅子。就连那些法官也不再是对路易十六进行庄严公诉的时候,由国民议会精挑细选的代表了,而是每天都在进行审讯的人们,履行他们阴沉的职责的时候就像运用一门手艺。但是观众们徒劳地在她筋疲力尽、但依然没有被摧毁的面孔上找寻显而易见的激动和恐惧。她昂首挺胸,以坚决的姿态等待着审判的开始。她平静地注视着法官,平静地注视着大厅,聚集着她的力量。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福基埃-丁维勒,他宣读了公诉书。王后几乎没有听。她现在已经知道了全部有所保留的内容。昨天她逐一和自己的律师们进行了审核。即使是宣读到最严重的控告的时候,她也不曾抬起头来,她的手指漠不关心地在椅子的扶手上游荡着,“就像是在弹钢琴。”
随后四十一名证人的进军开始了,他们要根据誓言进行发言,“毫无仇恨和恐惧,只讲述真相,讲述全部的真相”。因为审讯准备得很仓促——可怜的福基埃-丁维勒在那几天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吉伦特党人的审判已经提上了日程,罗兰夫人和其他上百人在劫难逃,所以各式各样的控告,毫无时间上或者逻辑上的关联,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提了出来。证人们时而说起10月6日在凡尔赛宫的事情,时而说起8月10日在巴黎的事情,谈起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的罪行。大多数发言都无足轻重,有一些发言简直引人发笑,比如某个侍女米洛,她声称曾经在1788年听说,柯利尼公爵对别人说,王后给她的哥哥送去了两亿里弗尔,还有更愚蠢的发言声称,玛丽·安托奈特身上带有两把手枪,这是为了杀死奥尔良公爵。还有两位证人发誓说,亲眼见到王后进行汇款,但是这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原件却没有人能够拿出来。玛丽·安托奈特据说写给瑞士贴身侍卫司令官的信件也一封都不在:“您可以自信地指望您的瑞士士兵,在紧要关头能够英勇作战吗?”人们没有带来一页玛丽·安托奈特亲笔写的东西,就连人们从圣殿里拿出的存放她财产的密封匣子也没有提供任何罪证。那些发缕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的,两幅迷你肖像是朗巴勒亲王妃和她青年时代的女友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夫人的,她记事本里的名字是她的洗衣女佣和医生,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用来控告的。因此公诉人不断地回到普遍的指控上面,但王后这次已经做好了准备,尽可能比之前的审讯回答得更加坚定,更加自信。辩论就这样展开了:
“您是从哪里得到的金钱对小小的特里亚农宫进行扩建和装饰工程?您在里面举办庆典,您在这些庆典上永远都是女神。”
“人们为了这笔开支设立了一笔基金。”
“这笔基金肯定非常可观,因为小小的特里亚农宫花费了巨大的款项。”
“小小的特里亚农宫很可能耗费了一笔巨款,也许超过了我自己想要花的钱。我们在不断地提高开支。此外,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希望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您是在小小的特里亚农宫里第一次见到拉·莫特夫人的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难道在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里,她不是您的牺牲品吗?”
“她不可能是,因为我不认识她。”
“也就是说,您坚持否认您认识她?”
“我的原则并不是否认。我说的是真相,而且我还将继续讲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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