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托奈特察觉到了自己的胜利。但她在观众席上也听到了一个惊讶的声音:“你看,她多么骄傲!”于是,她问自己的辩护律师:“我的回答是不是展现出了太多的自尊?”但是律师安抚她说:“夫人,就这样保持您的本色吧,您将取得出色的成果。”玛丽·安托奈特还要再进行第二天的战斗,审讯过程沉重地拖了下去,听众和参与者都筋疲力尽。尽管玛丽·安托奈特因为大出血而感到疲倦,在休庭期间只喝了一份汤,但她的体态和她的精神都保持着精力充沛的挺拔状态。“我们可以设想她灵魂里全部的力量,”她的辩护律师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王后需要用这些力量,承受如此漫长和可怕的审判过程所带来的压力:站在台上,面对着全体人民,和嗜血的对手以及人们为她编织的所有罗网斗争,同时还要保持仪态,维持恰当的分寸,以免失去自己的理智。”第一天,她斗争了十五个小时,第二天又斗争了超过十二个小时,审判长才最终宣布审讯结束,对被告提出问题,问她是否还要补充什么为自己脱罪的内容。玛丽·安托奈特自信地回答道:“昨天我还不认识那些证人,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口供。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了反对我的正面事实。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只想说,我是路易十六的妻子,我必须服从他所决定的一切。”
现在福基埃-丁维勒站起身来,总结控诉。两位被分配给王后的辩护律师进行了非常温和的辩护:他们还记得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因为过于激昂地站在国王的立场上,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所以他们决定宁可呼吁人民的宽容,而不是直接断定王后无罪。审判长赫尔曼还没有把判罪问题提交给陪审团的时候,玛丽·安托奈特就被从大厅里带出去了,法庭上只剩下陪审团成员。现在,在说过了所有辞藻以后,审判长赫尔曼开始清楚而实事求是地说话:他把所有不确定的几百件个别的指控抛到一边,把所有的问题总结成一个简短的说明。是法国人民在控告玛丽·安托奈特,因为最近五年的政治进程就是针对她的罪证。因此他对陪审团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是否已经证明,王后与外国势力和共和国的敌人进行过阴谋和联系,为他们提供过金钱援助,允许他们进入法国领土,支持他们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玛丽·安托奈特·冯·奥地利,卡佩的寡妇,是否参加了这些阴谋,进行了这样的联系?
第三,是否已经证明,存在一场密谋或者是谋反行动,目的是要在国内煽动内战?
第四,玛丽·安托奈特·冯·奥地利,卡佩的寡妇,是否参与了这些谋反行动?
陪审成员默默站起身,退到隔壁的房间里。午夜已经过去。在这间因为挤满了人而热气腾腾的房间里,烛火平静地燃烧着,人们的心紧张而又好奇地怦怦跳着。
我在此插入一个问题,陪审成员应该做出什么法律上的决定?在审判长的总结陈词里,所有审讯政治层面的修饰都被抛到一边,把罪责实际上推卸到了那唯一的一个人头上。陪审员没有得到询问,玛丽·安托奈特是不是一个违反天性、名誉败坏、血亲乱伦、挥霍无度的女人,而是只是被询问前王后是否和外国勾结,是否希望和要求外国军队和国内起义取得胜利。
那么玛丽·安托奈特在法律的意义上到底应该对这些罪行负责吗,而且这些罪行得到证明了吗?这是一个双重的问题,只能以双重的方式回答。玛丽·安托奈特毫无疑问——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强大之处——在共和国的意义上是有罪的。我们知道,她始终与敌对的国家维持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在控诉的层面上,她在事实上已经犯下了叛国罪,她把法国军队的作战计划传达给了奥地利,她不惜无条件地利用任何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为了让她的丈夫再次拥有王位和自由。
也就是说,控诉是合法的。但是——这就是这场审讯的薄弱之处——这件事情没有证据。今天,相关文件已经被发现,并且得到了印刷,证明玛丽·安托奈特的确犯下了背叛共和国的罪行,它们存放于维也纳的国家档案博物馆,在费尔森的遗物里。但是这次审判是在1793年10月16日于巴黎进行的,那时候公诉人无法得到这些文件里的任何一份。没有一份真正有效的证据能够放在陪审团成员面前,证明王后的确犯下了叛国罪。
一个诚实的、不受影响的陪审团肯定会感到极度尴尬。如果遵循他们的本能,那么这十二个共和主义者肯定会无条件地为玛丽·安托奈特判刑,因为他们中间的所有人都毫不怀疑:这个女人就是共和国的死敌,只要她可以,她就会为自己的儿子夺回完好无损的王权。但是从字面上看,正义站在王后一边。缺乏任何实际的证据。作为共和主义者,他们可以认为王后有罪,但是作为宣过誓的陪审员,他们又必须遵守法律,只能承认有证据的罪行。但幸运的是,这些小市民没有经历这种内心里的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公会要求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的司法判决。国民公会派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做出决定,而是命令他们为这个危险的女人判刑。不是砍掉玛丽·安托奈特的脑袋,就是丢掉自己的脑袋。因此这十二个人实际上只是假装商议,如果说他们思考的时间比一分钟还要长,那么也只是为了装作在讨论,而明确的结论早就已经得到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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