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节译自《巴黎评论》(Paris Review)1992年春季号(总第122期)所载劳伦斯·约瑟夫(Lawrence Joseph)于1989~1991年与耶胡达·阿米亥对谈和通信的记录。耶胡达·阿米亥谈诗歌艺术
柯彦玢 傅浩 编译
问:你小时候是个有艺术天赋的孩子吗?
答:不,我从来没有真把自己当艺术家。在我的大家庭里,没有人哪怕接近成为艺术家,无论是创作还是表演。我想,我是个你可能会称之为正常的孩子,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我喜欢足球和民间故事。我从来不觉得内心与外在世界有什么分别,现在也不觉得。我认为,真正的诗人会把外在世界变成内心世界,反之亦然。诗人总得在外面,在世界里——诗人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的工作间在他的头脑中,他必须对词语和词语如何应用于现实敏感。这是一种心境。诗人的心境是以一种双重曝光看世界,看底色和折光色,看世界的本来面目。每个聪明人,无论他是否艺术家——数学家、医生、科学家——都拥有一种观看和描述世界的诗歌方式。
问:到18岁时你是否已写过或想到要写诗了吗?
答:我从没有想到要写诗,至少没有正式考虑过。在日记里我写过一些,后来都丢了。我当时读了很多诗。我曾为当时所爱的女孩写诗。但仅此而已——那些是私人性质的。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写诗的呢?
答:我在军队里服役直到1949年底。然后我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开始教书。我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选修课程,学习“圣经”和文学。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真写诗了。在那以前,我从未想到要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因为我当时在军队里,还不十分肯定我将来干什么。我把写作主要看作记录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我从来不在战斗期间写作,但有时我在战斗之间写出差不多是小遗书、小遗赠、临终遗嘱、我可以保存和随身携带的感觉对象之类的东西。我那时写的东西还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想,既然别的作家能够表达我的所思所感,我又何必费力去尝试写作呢。然而,在1940年代后期,到了一个时间点,我开始想:“为什么我不自己干这活儿呢?”我当时阅读的作品并不代表我的需要,以及我所见和所感的东西。我大约25岁。1950年代初期我开始写诗。我正在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缘于战争,我们整个一代人都是在25岁左右才开始在大学学习的。我在教小学生的同时修课程。
问:你跟别的作家有联系吗?
答:1951年,我27岁,我把我写的诗拿给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哈尔金教授看。他把其中一首寄给了一家杂志,结果被接受了。然后,有一份大学生月报——那上面发表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主办了一次比赛。我投寄了一首诗参赛,得了一等奖。我属于一个青年作家群体,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居住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与任何生动活泼的知识、文学场面都相当隔绝——特拉维夫当时是,现在仍是出版社、咖啡馆、剧院、作家团体等的聚集地。特拉维夫有一些人开始发表诗作——实际上是个只有四五个人的群体。其中一位,便雅悯·哈沙夫,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大卫·阿维丹、拿单·扎赫,还有后来的达丽娅·拉维考维奇也在其中。我比其他人年长,因为与我同龄的诗人都比我认真从事写作的时间长——其他人都才十几二十岁出头。没有出版社愿意发表我们的作品,于是我们就自办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事实上,1955年我出的第一本诗集,就是这杂志印社出版的,这就是说,是我自费出版的。出版社只出版现代希伯来文学老巨匠,如比亚利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以及红极一时的诗人,如阿尔特曼、史隆斯基、格林贝格等的作品。我得说,他们全都受俄国、德国和法国诗的影响。
问:你这一代人处于塑造你们的语言的显著地位。是否有许多有关用现代希伯来语可以做什么的议论?
答:是的,但是我没有过多参与其中,因为我为自己的需要写作。我的想法是,为什么不用我说话用的语言的,还有我的正统派背景的语言,祈祷文、“圣经”,一起,并置和混合起来。我发现这就是我的语言。我想,这是由于我独特的个人背景——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里,祷告词和“圣经”的语言是我天然语言的一部分。我把这种语言与现代希伯来语言并置在一起,2000年来那一直是一种祷告和会堂语言,然后突然不得不变成了一种日常语言。这对我来说非常自然——一点儿也没有刻意为之。这种对语言的混合感受或想象是我写诗的自然方式。
问:是否有欧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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