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联合思维实验从未进行过实践。巴勒斯坦这边的“两国方案”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仿佛是在聊火星上的未来殖民地。有的以色列人曾经想过将想法变成现实,其中一位就是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中心(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以色列裔加拿大学者马克·赫勒(Mark Heller)。
我立刻同意了这个想法。也许时间到了,要迈出关键的一步了。我撰写、签发过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文件和传单,现在,新的计划能让我有机会来描绘建国的蓝图。
默尔·索普将马克和我召集到一起,我们开始行动了。马克提出的标题是《没有号角,亦没有鼓声》(No Trumpets,No Drums),我不太喜欢,有点民族主义,又有点装腔作势。我希望身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也能为实际的国家建设贡献一些想法,于是把写好的每一章都寄给了我的朋友阿克拉姆·汉尼亚,他也是和阿拉法特走得很近的一位顾问。
有那么一段时间,海湾危机看上去就像西方势力与阿拉伯势力之间的一场拔河比赛,美国不断发出警告,而萨达姆始终不放下枪炮。在阿拉伯世界,这种所谓的边缘政策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萨达姆在科威特的所作所为鲜少被关注,人们只看他如何耀武扬威,对美国的警告完全视而不见。萨达姆明白,阿拉伯世界就爱看这一点,于是变本加厉,开始要跟这个区域中美国的主要盟友以色列一决高下,让围观群众激情高涨。他自吹自擂,说不仅要击退西方侵略者,还要往特拉维夫发射他著名的“飞毛腿”导弹,这招来西方很多人的嘲笑。如果说,1967年以色列用短短六天时间就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军队悔不当初,那么在美国带领下的联合军队都不需要六小时,就能打破萨达姆和他虚张声势营造的“阿拉伯力量”神话。
1991年1月 17日,还在梦中的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来自突尼斯,是我那位被驱逐出境的朋友贾布里勒·拉杰布打来的。“开始了。”他告诉我。美国带领下的国际军队开始进攻伊拉克。当晚,我听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西方媒体的欢欣鼓舞,他们预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摧枯拉朽,就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萨达姆自作自受,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并不喜欢围绕着西方闪电进攻和胜利的沙文主义语气,将战争描绘成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仿佛战争并不是在联合国授权的盟军和巴格达独裁者之间展开,而是“西方民主”对抗“阿拉伯暴君”。这真的有必要吗?为何又要把萨达姆可悲的抵抗作为阿拉伯人的自豪感再次被碾轧的例证呢?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反对任何人利用美国的干涉,来“侮辱阿拉伯世界,羞辱阿拉伯人”。
萨达姆开始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他的飞毛腿导弹时,以色列又迎来一个绝佳的公关机会。在被占领土上,很多人目睹火箭呼啸着划过夜空,往特拉维夫的方向飞去,他们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因为已经看够了巡航导弹和其他“智能”导弹袭击巴格达的电视画面,或者以色列幻影战机呼啸着飞向黎巴嫩的画面。记者们拍下的画面中,巴勒斯坦人在屋顶手舞足蹈,朝划过的“飞毛腿”欢呼。我只好赶快进行“危机公关”,如此向英国《卫报》解释同胞的反应:“如果说巴勒斯坦人看到由东到西的导弹非常开心的话,那也是因为从象征意义上说,他们过去四十年来,看到的一直是由西向东飞的导弹。”其实我本该引用英国诗人W. H.奥登(W. H. Auden)的诗:“我和公众都知道/所有的学童在学习什么/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报以邪恶。”
沙米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事件,把极右势力“祖国党”(Moledet Party)引入了自己的政府。这个党派的核心政治纲领就是呼吁将所有阿拉伯人驱逐出以色列人祖祖辈辈居住的“犹地亚和撒马利亚”。非要类比的话,就像在美国,共和党要指派一个内阁成员名额给宣扬极端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
温和派巴勒斯坦人再次遭受了巨大压力,这次是因为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发表了一份文件,警告自己的政府:阿拉法特支持萨达姆,这个错误的后果之一就是巩固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集团的内部力量,“让他们不再那么依赖外部的巴解组织领导力量,从而参与到外交进程中”。为了让全世界看到以色列“无人可谈”,沙米尔迅速用和阿拉法特一样的腔调描述温和派。数百人被捕。我在阿布迪斯的朋友、长着一张温柔脸庞的阿比德·哈利姆,被判27个月监禁。
由于伊拉克发动攻击,以色列人强行在包括阿布迪斯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实施为期45日的宵禁。我家离犹太区不远,而飞毛腿导弹是出了名的打不准,里面可能还有化学武器,我们和西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一样担心会遭到毒气袭击。我们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指令,封上了所有的门窗,并情绪警惕得面罩不离手,准备警笛一响就戴上。我们囤积了大量的影片和食物,聚在一起,祈祷吉人自有天相。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