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费萨尔出狱时,我已经把阿米拉夫的想法了解了个七七八八。我们将会讨论出一个协议草案,在耶路撒冷签字,然后一起带去日内瓦;按照计划,阿拉法特将参加9月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会议。他将在那里公开接见我们,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和祝福。我们草拟的协议中,第一条就表明,利库德集团和巴解组织需要直接进行谈判磋商,所以到那时候,此事就算是明面上正式启动了。
“这人是认真的吗?”费萨尔还是心存疑虑,“他说的话能代表政府的态度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我做不到绝对肯定,所以提出跟他们当面确认,看看是不是另有所图。
8月,阿米拉夫、费萨尔和我在我家进行了第一次三人会面。阿米拉夫率先列出了所谓“利库德集团基本立场”的大致条款。没有利库德集团和巴解组织,就无法达成和平局面。如果有任何方案,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或者忽视巴解组织的存在,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们三个人都清楚,这就意味着要拿出“两国方案”,所以当晚我们就开始讨论订立“两国方案”的各种细节。阿米拉夫解释道,利库德集团认为,建立这样的国家肯定需要一个演进过程,要进行孵化,慢慢建立信心,以三年为期。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将彼此认可,巴解组织发誓不再对以色列使用暴力;而以色列则会承诺停止定居点的扩大。
听起来还真是挺美好的。
之后到9月初,我们又进行了10次会面,场所不定,有时候是在母亲家,有时候是在费萨尔那个阿拉伯研究协会的院子里。我们已经开始起草方案了。有时候是费萨尔和我两个人写,有时候萨拉赫会加入进来。以色列那边,“和平之人”不再参与,来了个新人,阿米拉夫说他是“专业记者”,并解释说他是“来做会议记录的”。每一场谈话,我们的重点都是具体要到什么阶段可以建立巴勒斯坦国。费萨尔和我当然同意分步进行,但也希望在第一阶段就能看到一些独立的迹象。
这是巴勒斯坦方第一次进行自治权的协商,阿米拉夫除了在主权上不让步之外,在其他问题上倒是相当爽快。费萨尔和我争取到了——当然只进行到纸上谈兵的层面——巴勒斯坦货币、护照、电视台、国旗;最重要的是,对方还答应我们将东耶路撒冷作为临时自治体的首都。
我们双方就草案进行过数次交流,阿米拉夫每次都坚持要让上级过目。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最终草案,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路上没遇到多少坎坷。现在费萨尔和我要做的,就只剩下到日内瓦将协议草案正式且郑重地呈交给阿拉法特了。
说实话,以色列联合政府实在是很奇怪。先是佩雷斯想拉拢我们,支持他那个愚蠢的“约旦方案”。然后是沙米尔和他那群拥趸,说要坐下来和巴解组织谈。事到如今,国防部部长伊扎克·拉宾又亲自跑来“棒打鸳鸯”;在我们准备起程前往日内瓦的前夕,拉宾一声令下,费萨尔又入狱了。
我真是受到了巨大打击。解谜这么多年,我还是没能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如此变化多端、状况百出的利库德集团—工党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不是单一领导制,甚至不是两党执政,而是有多个权力中心,都在耍手段多争取一点势力。难道沙米尔和哈姆扎一开始的怀疑就是对的?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踏入了对方的陷阱,暴露了我们和巴解组织通信的渠道?还是说,如此一来阿拉法特就被丑化成以色列的傀儡,彻底失去支持?我去了阿拉伯研究协会的办公室,将协议草案直接传真给了阿拉法特位于突尼斯(Tunis)的办公室。
在纸张最上面的空白处,我潦草地写了些字,告知他们费萨尔被捕了,这件事里头有猫腻。我建议他们取消日内瓦之行。
惊人的消息接踵而来,把我搞得晕头转向。阿拉法特办公室给我来了个电话。“主席希望你继续推进。”对方告诉我,“费萨尔的事情太遗憾了,但我们得继续。你马上安排出行。”
我给阿米拉夫打了电话,从他的声音就听得出来,对于拉宾的行为,他和我一样震惊和恐慌。他对我说,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怕我怪罪他本人。因此,当我告诉他日内瓦会面将继续推进,他既如释重负又十分震惊。“费萨尔是被捕了,但阿拉法特依然决定接见我们。”我说。
阿米拉夫答应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去母亲家里与我见面。我面对着他,眼前是个充满挫败感的崩溃男人。“我怕是……”他的声音在颤抖,“去不了日内瓦了。沙米尔否决了这事。”
拉宾和沙米尔这么横加阻挠,我们数月的辛劳与奔波就这样付诸东流。我一边送阿米拉夫出门,一边自顾自想着,至少我还算安全。巴勒斯坦这边没人知道这事,所以我不用担心比尔泽特那些暴脾气的民族主义者跳起来指责我叛国。
阿拉法特传话来说,他还是希望我去日内瓦。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我机票都买了,所以我心一横,管他呢,去就去。
阿拉法特听说我这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阿布·吉哈德对他提起过,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怪异见解他也有所耳闻。他认识我父亲和母亲;1970年“黑色九月”的最后几天,约旦军队对他和他领导的法塔赫军发起猛攻,他曾藏身于我在安曼的姨妈家中。(后来,约旦军队发现他曾藏身于此,将那个地方一把火给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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