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考着囚犯们的故事,想起阿维森纳所阐述的“意志”。由此,我非常坚定地支持控制自己的存在和创造自我的存在主义学说。
牛津时期,我研究过卢梭的哲学设想,他认为,每个人只要存在于世,就是天然自由的。这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自由,是一种理论假设,将自由视为一种天然拥有的条件,在需要避免来自自然或他人的危险时,人们会自愿牺牲自由。这种资产阶层思想认为,人们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一起组成社会,以换取财产和安全。而我从学生们那里听来的故事,则恰恰与这个学说相反:被剥夺了一切世俗自由的人们却越来越自由。我想,比起约翰·洛克和被制成标本安放在伦敦的杰里米·边沁,萨特和阿尔贝·加缪会更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起义爆发后不久,我在意大利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的讲座上说道:“囚犯首次具有了一种意识,那就是反叛的需要、拒绝的需要,绝不让自己的意志服从于审讯者的需要。”
这就是意识的革命,他意识到反叛的必要……一个人,一个有着独特个体身份、独特人格和独特个体意志的人,就能完全让自己的行动体现他至高无上的意志,他内心的自由。一个人的自我身份如此之强烈,能够依靠内心的存在作决定,决定成为自己的主宰,也按照这个决定采取了实际行动。如此一来,这个人的行为就全是自由的,他也自我认同了这种自由……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本质精髓,存在是先于本质精髓的。
我领悟到,审讯室中进行的其实是一场意志之争,如果巴勒斯坦人团结成一个国家,拒绝崩溃,我们就将战胜审讯者。一旦我们选择行使存在于内心的主权,我们就无惧军政府那些苛刻的命令。
学校隔三差五地被关闭封锁,学生们也常常缺席,在校园里上课变得很难,我们这些住在以色列所谓的“永恒而不可分割之首都”的教授越来越多地把上课和政治活动的地点转移到餐馆、咖啡馆和自己家中。在一次封校期间,我把萨拉赫丁街上父亲的事务所当作自己临时的办公室。我在那里上课、见客、开会、思考。
我和比尔泽特的一位哲学家共同开设的一门课程很值得一提。这门课就叫“自由”,吸引了一些比较有见识的学生和活动家。好多学生肺中还残留着催泪弹的气息,我们自然不必像上概论课那样去把自由掰开揉碎地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像玩跳房子一样,把课程分成不同的主题,层层深入地去揭秘自由,指出对于那些被镇压、生活在压抑社会中的人,自由具有哪些最为显著的特征。
比如,当我们谈到言论自由时,这里的学生不像哈佛大学的学生,最先接触的是约翰·密尔(J. S. Mill)、尼采、萨特和以赛亚·伯林。我们让他们读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比如我为所谓“亵渎神灵”的学生诗人说话之后,《耶路撒冷报》上那些猛烈抨击的文章。在讨论学术自由的课上,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没有让学生拿着相关的大部头著作去啃,而是给他们看了854号军令,以及我们在比尔泽特的各种抗议中自己制作分发的宣传册和传单。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性自由,自古以来,这就是我们文化中的禁忌话题。
我自己学习和了解自由的课堂是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那些日子,我会长时间地在城中徜徉,在我最爱的咖啡馆——那是属于我的小道消息来源——中抽着水烟,听当地人、商人、专业人士、工匠和零工们聊天。我和一群出租车司机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他们会把街头巷尾最新的传闻告诉我,还会讲述他们和特迪·科莱克的市政府、税务局以及警方之间的龃龉。
我已经完全参与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平民反抗运动中,于是开始更为密切地关注以色列人如何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强制实施他们的法条规程。
相关的例子比比皆是,光是在大学封闭期间开车去乡下转转,探访一下学生和朋友,就能收获不少话题。我开着一辆1977年产的红色标致汽车,上了黄色的耶路撒冷车牌,再加上外表一看就是个百无一用、人畜无害的空想家,通常都能很轻易地通过新建公路上的关卡,这些公路是专为犹太定居点打造的。以色列政府抢占了贾哈林部落的贝都因人用来放牧的土地,表面上是为了修建军方的靶场,结果建起了一座城市——马阿勒阿杜明(Ma'aleh Adumim)。1982年,推土机开始尽职尽责地工作。(以色列经常用这一招,就是宣布一大片区域封闭军用,把人员都清除掉,之后又变成犹太定居点。)1982年10月,这个新定居点开放时,贝京政府的能源部部长莫迪凯·齐波里(Mordechai Zippori)说,定居点建设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柱”,也是“挫败将外国规则带入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和平倡议的唯一方法”。
看着以色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定居点建设,曾经的山坡与山谷都在发生着惊人的巨变,我又开始思考新的问题。曾经,我错误地认为,让事态自然发展,必然会出现“巴勒列”。而我如今要是还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双方能对彼此的基本利益达成共识,就必然会拿出一个“两国方案”,那岂不是和以前一样天真幼稚吗?人们会故意无视逻辑和理性,无视基本常识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
先来说以色列人。将近50万以色列人在呐喊、在呼吁,要求发动战争的人辞职,这让政治精英们感到震惊。他们下令展开调查,于1983年2月发布了《卡汉报告》(“Kahan Report”),指出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间接责任人是沙龙。沙龙引咎辞职,贝京紧随其后。
对于自己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遇的失败,以及那场夺去了数千条生命且毫无必要的战争,沙龙将军毫无悔意。辞职之后,他几乎立刻“复工”,开始了自己的下一项事业:大量修建犹太定居点。
贝京也和沙龙一样顽固不化,他回到自己家中,余生都在凝望着对面山坡上自己的“杰作”:过去的代尔亚辛村,现在变成了一座精神病院。
代替他们接管政府,直到开展新一轮选举的是伊扎克·沙米尔,他又聪明又好斗,是富有经验的犹太地下恐怖分子。(1947年,我父亲亲眼见过这个“地精”模样的人施展自己的手段。)但沙米尔不像贝京那样擅长蛊惑大众,没能收集到足够的选票来组建政府。1984年,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决定缔结奇怪的联合组织——“国家联合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按照轮番上岗的协议,西蒙·佩雷斯成为总理,沙米尔担任副总理,伊扎克·拉宾接替沙龙成为国防部部长。
政府的变动向公众和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情况即将改变。其实,对于约旦河西岸地区来说,事态不过是进一步恶化罢了。两个群体都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暴力。
新一代的犹太定居者思想更为激进,从小就被灌输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就是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所以,他们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贝京下台后短短几天,一名右翼激进主义者将一枚手榴弹丢入“即刻和平”组织的游行示威人群中,导致一名和平活动家丧生,另有多人受伤。
后来的“300路公交车事件”(Bus 300 Affair)也表明冲突逐渐白热化。1984年春天,辛贝特的探员逮捕了两名劫持公交车的巴勒斯坦人,把他们带到一片田野上,用极端种族主义“死亡小队”的野蛮方式把两人打死了。穷凶极恶的南美黑帮做派最终出现在了这片土地上。
巴勒斯坦这边,暴力也在升级。露西和我初到比尔泽特所在的村庄担任教职时,周围是一派田园牧歌,人们友好到有些天真的地步。宗教传统和部落律法约束着人类的侵略好斗,所以传统绝不是斗争的来源,反而留存了一种简单平和的生活方式。这里从未听说过宗派杀戮,暴力犯罪也极其少见。如今,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耶路撒冷旧城,暴力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乡村城镇生根发芽,传统的权威根本无力去控制。
巴勒斯坦人的怨愤不断积累,随之加剧的还有无政府混乱状态和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管控。1983年,和黎巴嫩情况类似的恐怖行动出现在以色列,最开始就是一场公交车爆炸事件。因为恐怖行动而受害的以色列人在1982年到1985年之间飙升到原来的7倍,从2个到14个。(当我签署一份谴责刺杀犹太人的声明时,以色列人说这是巴解组织的宣传策略。“蟑螂还能写声明啊?”以色列军事长官听说这件事之后这样问道。“只有恐怖主义魔术师阿拉法特打电话下命令才有可能啊。”研究阿拉伯事务的情报专家这样回答,语气里无疑充满了嘲讽。)
暴力加剧的原因之一是伊斯兰运动的高涨,真主党等狂热团体在黎巴嫩的成功也让他们士气大增。黎巴嫩的各种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了致命影响,里根总统派来帮忙结束内战的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爆炸中丧生,而这种自杀式爆炸却开始不断发生,成为所谓“解决冲突”的新范式,这实在可怕。真主党的广播电台向巴勒斯坦鼓吹他们“光荣的殉道行动”。
此时亚辛的慈善组织已经完全变身成为“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在巴勒斯坦的分支。这个总部在埃及的神秘组织于1981年发动了对萨达特的刺杀。然而拉宾和他那些辛贝特的同僚仍然认为伊斯兰团体能击败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但他们当时一厢情愿地坚信能够利用伊斯兰教来打击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好吧,也许在比尔泽特那两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遇害之前的确如此。金库满满当当,行动指挥上也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头目亚辛和手下们开始挑衅世俗的民族主义团体。他们希望能全面掌控巴勒斯坦政坛,正如以色列将巴解组织赶出黎巴嫩之后,真主党取而代之一样。
1984年,我注意到一些学生起了变化。年轻的生命受到的屈辱,被投入到宗教的大锅中一搅,就把那些农村小伙——有时候是姑娘——煮沸成无法安抚的狂徒,对我苦口婆心教导他们去热爱的那种自由怀着敌意。这和监狱审讯的过程恰恰相反:没有人文主义思想来结出最丰美的果实,让他们实现自我解放和身份认同;沉醉在某种意识形态中的他们,被框在某种狭窄却坚固的思维中牢牢锁了起来。我担心“穆斯林兄弟会”能够赢得大众的支持,比起法塔赫,他们的组织要好很多,还有军政府的支持,并且正忙于建立一个社会网络,来帮助那些因为土地被占领而生活艰难的人。
巴勒斯坦人需要且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在这一点上我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左右逢源、充满两面派的政治世界中,很少有人敢公开阐明这个观点。那时,巴解组织的很多人仍然认为“两国方案”是异端邪说。巴解组织成员最多能做到要求“无条件”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人则竭尽全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国家其实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我反复思考,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拒绝讨论“两国方案”,是因为这样一来就说明双方都承认对方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也意味着只能干脆果断地承认自己要付出代价。我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国家自由,反正只是自言自语,或者与学生谈话。如果我们不与以色列展开积极对话,那任何言语都是空谈。
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所接受的看法,大部分是虚妄的幻觉。我忙着签署和背书的那些传单和声明,几乎都在号召“无条件”建立国家。这个“无条件”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扪心自问。一次,之前和我一起去安曼的朋友阿里·哈松内赫带着打趣又略有些“高人一等”的语气对我解释说,“无条件”的意思当然就是无条件,不用谈判,不用商讨,不附带什么条款,没有条件。“胡说八道。”我反唇相讥,当然也带了一个友好的笑容。我对他透露了心中所想:如果巴勒斯坦国要成为现实,只能是通过与以色列的谈判。谈判就需要进行严肃的对话,不是和欧洲人或几个本来就站在我们这边的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人士,而是要和那些全心全意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客谈,他们才是以色列权力集团的精英。
很快,两名富有远见的美籍犹太人士就逼得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像父亲以前常说的那样,“把钱举到嘴巴上”。这两位就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Kelman)教授和他可爱的妻子罗丝(Rose)。克尔曼夫妇先于几乎所有人,很早就看清了形势,认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终只能坐下来商谈,并达成协议。现在好像没人有促进对话的意思,他们决定来做牵头人。赫伯特和罗丝开始组织联席会议,不动声色地慢慢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公众人物见面对话。
一天,克尔曼给我打电话,请我参加哈佛大学的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以色列方面的代表是议会中的左翼人士,但他们坚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比如约西·萨里德(Yossi Sarid)。而我方与会者有父亲的朋友瓦利德·哈立迪。我了解他长期以来的观点,所以并不惊讶。但我始料未及,却与我猜想的谜题十分契合的是,参会的还有巴解组织的一些大人物,包括阿菲夫·萨菲耶(Afif Safieh),曾长期任阿拉法特办公室主任,时任巴解组织驻华盛顿代表。已经与克尔曼见过不止一面的阿布·吉哈德和阿拉法特也签字表示会参加会议。
我当然愿意前往,但作为联合会领导人又不能去。当时巴勒斯坦政客还只跟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人开过会,比如犹太教极端正统的哈西德派领导人乔尔·泰特尔鲍姆(Joel Teitelbaum)。除此之外,其他行为都会被看作离经叛道。一次,父亲邀请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到我家位于杰里科的冬季度假屋吃午饭,也叫我参加。我因为自己的联合会领导人身份拒绝了。哈佛大学这次会议的意义远超于一顿友好的午餐,而且是实际进行对话的第一步。我明白,自己非去不可。当然我也很清楚,要是我真的代表他们去了哈佛大学,联合会成员非用私刑了结了我不可。这样我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拒绝会议邀请,继续在联合会任职工作;要么辞去联合会的职务。
这也算不上什么让灵魂纠结的存在主义两难境地。我确信,放下陈旧的禁忌,与占领者进行公开对话,是符合我方利益的。于是我向联合会提交了辞呈,启程前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与萨里德和他那些以色列同僚开会,真是比面对家里那些烂摊子要愉快多了。我参加会议的做法让学校里那些人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在好友与同事的眼里,我再也不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牛虻”,而是开始与法塔赫那群“右翼”领导人同呼吸共命运,说得详细一点,就是阿拉法特本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要“出卖”巴勒斯坦,巴结讨好美国人。在比尔泽特,我遭遇的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是和自己最优秀的那些学生,他们和所有地方的好学生一样,很瞧不起中产阶层的折中妥协。
其中一个学生,也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起草了一张匿名反对我的传单,他在后面签署了派别的名字。我知道那是他写的,因为看过太多这个派别的传单了,一眼就知道那是他的风格。我手里拽着这份极具煽动性的檄文,非常骄傲地笑了。他能得心应手地有效运用比喻,而且辩论严谨精辟,不会显得言过其实。我眼前出现他写作时特色鲜明的脸庞:高高挑起的眉毛和抬头纹。还有一份言辞激烈的传单在校园里流传,也是匿名的,只写了起草者的派别,这出自我另一位学生之手,那时他已经成为我的同事,就是马尔万·巴尔古提。
此时的我也很擅长写传单了。我先写了一篇,解释我寻求对话的逻辑,在后面签上了我的名字,然后拿去印发。我正发着传单,马尔万笑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说我的传单是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份由起草者而非派别署名的传单,仿佛我自己就是一个派别。当时我感觉确实如此。
马尔万来到学校后不久,就和萨米尔·斯倍哈特一起成为法塔赫学生运动沙比巴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我的政治理论课上。马尔万时年25岁,刚刚在以色列监狱中服刑7年归来。
他本应大展宏图,开启伟大的事业,然而一路颇多波折,最后也未能圆满。现在的他正在以色列的监狱中服刑,因恐怖主义行动被判多项终身监禁。
从表面上看,他的故事正是众多巴勒斯坦青年的遭遇。他的祖辈是巴勒斯坦农夫,数百年来都住在比尔泽特附近的村庄。马尔万是在村里的联合国难民学校接受教育的,他在那里加入了一个巴解组织的小派别。很快,他就因为朝士兵扔石头而入狱,和萨米尔·斯倍哈特成为狱友。
但马尔万是个相当出挑的人物。他矮壮结实,仿佛是从家乡坚硬多石的土壤中蹦出来的。他辩论起来锋芒毕露,再加上脑子转得快,能有效吸收和过滤信息。那种镇定自若的气质让他成为一位有号召力的领导人。我们在课堂上读约翰·洛克时,他会神游天外,那是因为关于国家的抱负让他内心烈火熊熊。
对于此人,我最好奇的是他谈论曾经抓捕他的以色列人的方式。在监狱里,他学习了希伯来语;在多次的审讯中,他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由此拥有了强大的自尊。他还学会不去恨那些以色列人,而要捕捉到隐藏在制服之下的一丝丝人性光辉。而对方好像也发现了他身上闪闪发光的人性优点。
我们认识几年后,发生了一件事,能很好地说明马尔万多么有威信。以色列当局极尽镇压之能事,再加上学校经常被封锁(有一次一封就是六个月),于是人们更为愤怒,抗议变得更为暴力,当局就再加码镇压。1985年春天,大学里的气氛剑拔弩张,美国总领事前来校园访问时,一群学生袭击了他的车。直到马尔万匆匆赶到人群中央,总领事才得以从群情激愤中脱身。当时马尔万举起手,打了个响指,大声的尖叫和挥舞的拳头一下子就停了。没人敢对总领事怎么样。“我叫马尔万·巴尔古提,”他对刚刚经历了险些丧命的惊魂时刻、还在颤抖的总领事说,“我是本校学生会主席。”同年晚些时候,军方将马尔万行政拘留六个月。两年后,以色列当局将他驱逐出境。萨米尔也是同样的命运。
众所周知,历史最爱开玩笑。黑格尔说历史“狡猾”“怪诞”“喜欢恶作剧”。对于历史总是有出乎意料的后果这种规律,军政府是最为敏感的。具体到我们的情况,就是以色列无所不用其极地镇压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一切镇压手段,只不过鼓励了政治活动家们像“回旋镖”一样展开各种活动,还是在以色列最希望能用铁腕控制的地方:耶路撒冷。他们把约旦河西岸地区攥得越紧,耶路撒冷就越发回归到1948年的状态,成为阿拉伯政治运动的中心。而且,在耶路撒冷,政府没那么容易把我们投入地牢,或者钉进棺材,因为欧美人士一定会发声、呼吁、呐喊,而“即刻和平”组织的犹太朋友声音也大了起来,这个组织的很多领导人在耶路撒冷生活或工作。
这种冷战,让一座本已经弥漫着间谍小说气氛的旧城更添一丝神秘与危险。西方和苏联的多个安全部门与外交部门都派了人来,在这里进行非常神秘的会面。运气好的话,在我父母家街对面的美国侨民酒店,你可能会看到角落里站着戴墨镜的男人;或者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派来的特工,在与扮成服务生的阿拉伯搭档低声交谈。
1983年的隆冬时节,我第一次见证枪杀事件,那时我已经有了捻排忧串珠的习惯。事件就发生在我家门口的荆冕堂拱门之下。
那时候柠檬树咖啡馆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让我进退两难:以色列客人越多,来找旅社和咖啡馆麻烦的人就越多。比如,有一次辛贝特的特工想要招募我们店一位性感的斯堪的纳维亚女服务员作为他们的线人。还有一次,一位安全官员召我去俄罗斯侨民区的警局总部,他告诉我,要是不和他们“达成交易”,他们可能会“不小心”在店里发现海洛因,继而指控我在贩毒。
杀戮事件发生在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寒冷夜晚。我走回位于苦路上的公寓,和往常一样顺道去趟咖啡馆,迅速来一杯特浓咖啡。时间不早了,生意并不红火。我对面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一对欧洲情侣,在静悄悄地说着话,从容得似乎并未受到这座城市紧张气氛的影响。男方是个德国背包客,高大魁梧,几天前就来了,想要住店,但我们的房间已经满了,他只好另寻他处。现在他又回来了,还带来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看样子是女朋友。
我还在喝咖啡,他们就站起来离开了。回家路上我和他们擦肩而过。
他们手挽手地慢慢散步,边走还边接吻。
五分钟后我就回到家,来到楼上的客厅,准备看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通过客厅的两扇大窗户,一眼就能看到苦路。那是一条铺满鹅卵石的老路,不通车,在那个寒气刺骨的晚上,也没有行人。
就在打开电视前,我听到闷闷的一声,接着是重重的一声“砰”。刚刚把孩子哄睡的露西进来了。“怎么回事?”她问的就是那奇怪的声音。我们走到窗边,听到寂静的夜里突然响起清晰的脚步声,匆匆沿着小巷直接拐到了苦路。我把头伸出窗外,看到咖啡馆里遇到的那个德国男人趴在街对面天主教修道院的台阶上,脖子上在汩汩地冒着血。
“有人被枪击了。”我转向露西,惊恐地说。“我去报警,”她说,“你下楼去看看。”
几秒之内,我就来到那位奄奄一息的德国背包客身边,不知所措。我听到有人朝我们这边跑来,还一边大喊着。我望向苦路远端,看到一个警察,是个阿拉伯人。
“怎么办?”这位警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后,我问他。警官摸了下男人的脉搏,说他还活着。“帮我把他抬到医院。”他指着街那头奥地利救济院的方向说。
我们两个的体重加起来应该和这个受伤男人差不多。合力抬着,或者说是半拽着他,走了几个街区来到医院门口,又上了三层楼来到急救病房。等到了地方,他已经因为流血过多死去了。
生活并不总是如小说,但现在小说情节就这么发生在现实中。围绕这位德国游客之死发生的事情叫我迷惑不已。后来,被单独囚禁的我想写作试试手,写一本政治推理小说,结果草稿的第一章标题就是“苦路杀人事件”。
关于此次谋杀的谜团开始于第二天早上给我做笔录的以色列警方调查员。他有些漫不经心地记了点笔记,仿佛对破案全无兴趣,之后就祝我愉快,请我离开。我问他对事件经过有什么看法。
“哦,你也知道,应该就是阿拉伯恐怖分子做的吧。”听他的语气,好像在说上个星期的某场足球赛。
“他身边本来还有个女人,”我对这位警官说,“她怎么样了?”
警官用事不关己的冷淡态度解释说,她是受害者的女朋友,枪击发生后她被吓得魂不附体,疯狂地尖叫让人来帮忙,但没人帮她。
“我没听到她叫。”我对他说,同时觉得疑惑,怎么会有人在这样的事情上撒谎。我在家里都能听到巷子那头老鼠打翻垃圾桶的声音。这个姑娘绝对没有尖叫,而是像只老鼠一样默默地逃走了。“她没有尖叫。”我说。
“她叫了。”警官的声音仍然很淡漠,“她跟我们说,自己敲遍了周边所有的门,但没人给她开门。最后她跑到雅法门的警察局通知了我们。”
“但我听到的脚步声方向和雅法门相反啊。”
这位调查员也不记笔记了,明显没兴趣继续眼下的谈话。他收拾好东西,冷冰冰地说,那个女人被这事吓得心烦意乱,已经坐最近的班机回德国了。
这事充满了疑点。第二天,报纸上登了一则短短的启事,说一名德国游客在旧城的街巷中被枪击身亡,警方怀疑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
我完全不相信这个说法。杀人事件,尤其是西方游客被杀,通常都会让以色列警方派重兵前往阿拉伯区。现在他们怎么这样漠不关心?警方怎么会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就允许那个女人离开?还有,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到底是谁啊?后来,萨拉赫丁街上的一个外币兑换商又补充了些令我好奇的细节。他的亲戚在一家酒店做经理,事件发生时,那个女人就住在这家酒店。经理问她来干什么,她说自己要去埃拉特找她的男朋友。最奇怪的是,她全程都在说阿拉伯语。她拿的是德国护照,但阿拉伯语说得就像母语。经理起了疑心——很多以色列人都会说阿拉伯语——问她为何会说阿拉伯语,她解释说自己在沙特阿拉伯的德国咨询公司工作过。
各种零碎的线索凑在一起,我越来越紧张。自然,我是不相信“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这种胡话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以色列参与了这场谋杀呢?受害者死前的15分钟还在我店里,这是巧合吗?他到底是谁呢?“女朋友”为什么消失了?几个月后,报纸上登了消息,说当地一个阿拉伯人因此被捕且被判有罪。但多年以后我从其他巴勒斯坦囚犯那里听说,那个人坦白自己并非杀人犯,他是被安插进监狱的以色列间谍,负责监控其他巴勒斯坦囚犯。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现在身处的这个阴影重重的世界,再也不是我小时候的那个耶路撒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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