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必须在思考和行动之间作出选择,这一刻总会来到;是人之为人的必经之路。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
我是如何继承了父亲的勇气,我自己也不得而知。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在分析某种情况时,就喜欢撸起袖子,亲身参与其中。对我来说,埋首于图书馆的卷帙浩繁,或在咖啡厅抽着一支支奥玛斯,研究一摞厚厚的笔记,永远比追求名利权势来得更有吸引力。所以我一直很欣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政治行动的定义:“离开私人藏身之处,通过揭示和袒露自己彰显自我。”有谁喜欢“暴露”自己啊?在我看来,只有被良心折磨到无处可逃、别无选择,才会走出这一步。
我在一次看似矛盾重重的领悟之后,才开始接触政治。我本质上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厌恶动不动就装腔作势地举大旗。但我越来越相信,巴勒斯坦人必须经过民族主义的阶段。只有成功的民族运动,才能让我们摆脱拥护民族主义的危险。
我仍然认为,在这场运动中,我应该承担的角色是教育者,而不是激进的活动家。不管怎么说,激进主义是有违我天性的,也会完全榨取我在教学之外所剩无几的时间和精力。我自己还有想要解决的哲学难题,跟解放运动毫无关系的难题。
一次课间休息时,我正思考着难题之一(当时天气很恶劣,我被迫放弃了每日的乡间散步),就在那时,童年时代的朋友贝希尔来访。他把我办公室的门推开一条缝,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往里看着。跟在他身后的是我的几个同事,其中之一就是哈南·阿什拉维,她也面带微笑。我这群朋友肯定有什么事。
我的办公室跟杂物间一样,而且很狭小,椅子不够,坐不下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没有按照巴勒斯坦人的传统先寒暄一番,喝喝咖啡、抽抽烟什么的。他们立刻就开始说正事了。贝希尔当了大家的发言人,说我不能“就坐在那里”,表现出一切安好的样子,“我们需要你的参与”。
他说的是学校行政部门和教职员工之间一场山雨欲来的冲突。当时我们的工资本来就低,还不能按时发到手上。但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叫人不胜其烦。没有为教员的小孩设立托儿所,露西不得已自己办了一个;我们没有大学的健康保险,对学校的管理也毫无发言权;教师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工会来代表自身的权益,而这群涌进我办公室的人,认为我应该去做这个领头羊。
早在1977年,我的一个朋友就想在比尔泽特建立一个教师工会,结果立刻被解雇了。学校行政部门为了避免未来再出什么“乱子”,非常狡诈地来了一招先发制人,在规章制度中加了关于教师协会的条款。这个协会的运作方式是由我们选出代表,但学校行政部门保留最终控制权。如今,已经过去五年了,来到我办公室的这个“代表团”解释说,校园里几大政治派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共产主义者和法塔赫)都同意提名一个这些阵营之外的人,掌管教师协会,并且进行内部活动,努力去令行政部门让步。而教师中不属于任何阵营的人凤毛麟角,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排除来、排除去,就来敲我的门了。
“何乐而不为?”我没多想就给了答复。这几个字脱口而出之时,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句轻率出口的“何乐而不为”将把我推入充满纷争的国家政治大局中。
一个星期不到,我就有了教师协会会长的新头衔。新官上任,我本来很冲动地想烧“第一把火”,解散这个协会。如果决策和行动的最终控制权在学校官方手中,那么成员的权益问题连提出都难,又怎么能代表大家的意愿和权益呢?这个协会就会形同虚设。学校行政部门还耍了一个花招,就是将教师和非教师的雇员协会分开。两边分头行动,远没有大家联合起来有效。
我们需要改变规章制度。因此,第一项议程就是合并两个协会。这很容易,因为非教师协会的会长是一位敢于挑战权威的女性主义小说家,来自纳布卢斯,名叫萨哈尔·哈利法(Sahar Khalifeh).我们俩联手开始了“不流血的革命”(后来进行大起义时,我们再次启用了这个叫法)。我们共同宣布两个协会正式成为过去,而新建立的联合工会将从此代表所有教师和非教师职工的权益。在进行新选举之前,过去两个协会选出来的执行委员组成新工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
纳西尔被驱逐出境之后,学校的行政管理负责人就是加比·巴拉姆基,他被我们的行动惊呆了。我们这快刀斩乱麻的干脆之举,让学校之前防止员工联合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我们还有后招。在纳布卢斯的纳贾赫国立大学(An-Najah National University),支持法塔赫的数学家阿德南·伊德里斯(Adnan Idris)正带头发动大家建立一个工会。我们很快开始谈合作方式。如果我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那么双方工会的力量不是都能大大增强吗?双方学校都能从工会行动中获益。而且,为什么要止步于大学呢?为什么不把职业培训中心的教师们也发动起来呢?
我们驱车往返于纳布卢斯和拉姆安拉之间,不断进行磋商和谈判,拟定了一个联合会的基本宪章,而这个联合会的名字叫“巴勒斯坦大学和高等院校雇员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the Union of Employees in Palestinia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根据拟定的规章,每个分会都独立进行选举,有自治权,可以按照具体需要进行单独行动。与此同时,总会也要制定整体策略,并统一大家的目的和方向。
情况和事件都遵循各自的逻辑,一石激起千层浪。要不要组织学生联合会?很多大学和学院已经有学生会了,每个委员会都能反映这个国家的政治派别,有的支持法塔赫,有的支持共产主义,有的支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有的支持巴勒斯坦民主人民解放阵线,如此种种。我们的工会能否与这些学生会结盟呢?
同时,我们在比尔泽特的工会也需要办公地点。我们直接去找学校行政部门要求在校园里分配场地,不出意料地被拒绝了。由我的一些学生领导的学生会用了更直接的方法。我们占了一间空屋子,在门上挂了个牌子就进驻了。等行政部门发现时,我们都已经安顿好了,而所有的政治派别都支持我,而且还有年轻强壮的法塔赫激进主义者把门,行政部门也没法赶我们走。
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与医生和医院直接达成协议,为员工制定了健康保险政策;针对薪资纠纷进行了谈判;最重要的是,我们和各个学生会联手,汇成了一股从民主上来说十分正当的政治力量,威力惊人。很快,这股力量就会与巴解组织以及强大的以色列军方发生冲突。
我们的联合会是个运作良好的民间团体,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虽然大部分成员属于巴解组织的各个派别,或者比较倾向于他们,但联合会依然是独立和民主的,所以根本不会像某些游击运动那样,需要用神话进行包装,搞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作为一个坦坦荡荡、无所隐瞒的公开运动,我们出了一本小册子,指明了组织的规章、预算、目标和成就。
之前的组织一直由权贵管理着,显得很沉闷;现在有了热闹的会议,当选的学生代表和工会代表热烈讨论政策和战略,还有人跳到椅子上站着,大喊大叫,这不啻一股新鲜空气。作为会长,我经常不厌其烦地花上几个小时,想说服同事们接受我的观点;也经常会败下阵来,这时我就只能为我之前一直激烈反对却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观点做发言人了。
起初我们从未想过要与巴解组织的领导层协调政策和战略。我们的正当性来自自身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及军方的狂妄傲慢,我们也许永远不用跟巴解组织产生联系;联合会也永远不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全国性反军事占领力量。
军方会采用各种压制手段让人们守规矩、听话,“保留剧目”包括封锁、行政逮捕、软禁、用刑等。如果这些办法还不管用,就驱逐出境了事。苏联常常把犯人驱逐到西伯利亚,而以色列的犯人就被驱逐到约旦和黎巴嫩。
最大的反占领中心就是我们大学的校园。以色列称比尔泽特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温床”,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的确如此。其他的中心也纷纷涌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当地人牵头建立了一系列的学院,背后的驱动力和当初创立比尔泽特相同,就是要为那些无法出国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学校越多,海外的关注也就越多,外国教师就越多;学生和教师中愿意干预政事的民族激进主义者也越多。长期以来习惯于随心所欲进行控制的军队和占领政府,对上述这些发展忧心忡忡。
军方想出一个自认为很体面的解决方案。占领开始不久,以色列就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置于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位部长指派了一名军事长官去管理上述地方,赋予他所有统管当地的特权。他可以将地方长官解职,拔除树木,拆毁房屋,将大片土地征用充公或改造成军事区。从理论上来说,军事长官的管理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一直遵守约旦法律,但这不过是碍于国际公约的空头承诺。实际上,为了执行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主要的管理行为就是颁布国防部上级批准过的军令。
军事长官想出了一个控制各大院校的办法。约旦法律没有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大学进行管理的条款,原因很简单,1967年之前这里没有任何大学。1980年,地方长官颁布了854号军令,将大学也置于约旦人管理公立幼儿园和小学的法律法规之下。这是对既有法律充满创造性的应用,让以色列当局在教师任命、学生招收和课程设置上拥有了绝对权威。军队也有权在学生被招收或教师被指派之前,对他们进行审查;要教任何一门课,或使用任何的教科书,都需要军事长官盖章同意。
854号军令颁布之后,军事长官顺势要求所有的外国教授,不管是巴勒斯坦侨民还是国际人士,都要重新申请工作许可,还要签署一个效忠承诺,很明确地保证不会参与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也不会和以色列所定义的“恶意”组织(比如巴解组织)有任何牵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政府对“外国人”的定义是在以色列接管约旦河西岸地区时,不在当地的所有人。哪怕是在这里土生土长,只是在1967年6月出国度假了,也算“外国人”。
这是精心计划的一招,威胁约旦河西岸地区所有大学中的数百名教授,如果他们积极参政,就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这样一来就能破坏我们的学术自由,并防止民间团体发展壮大。我们则联合起来,决定在全国进行动员,开启后来所说的“迷你起义”,相当于1988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带妆彩排”。
以色列人威胁说,要是我们拒绝遵守军令,就要关闭所有的大学。比尔泽特的行政部门不想冒险,表示会遵命行事。很多教师,特别是惹了麻烦之后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际人士和侨民,都屏息噤声,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岌岌可危。这样的情况让我们这些联合会成员压力倍增,因为到底是对占领方让步屈服,还是发起一场人人眼中的必输之战,是要我们来决定的。
联合会和好些学生会都对此进行了辩论和投票,决定无视以色列的军令,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受到军令威胁的不只是学术自由,还有我们的民间团体、市民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前途。我们要团结起来,向那些蛮横的占领者说不。
以色列人反复威胁要关闭大学,我们则继续拒绝签下效忠承诺。行政部门开始横加干涉,要求我们服从命令。我们对行政部门的态度和对以色列一样:别做梦了!我们没有煽动任何暴力,也没有采取激进手段。我们只是无视这个命令,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以色列没有使出任何后招。对于彻底关闭所有大学,他们还是有所顾虑,而除此之外也无计可施。
一切都很魔幻,一个团结一心、行动一致的组织,竟然能够与拥有无情安保机构的强大国家机器周旋。为了发动公众支持联合会的立场,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研究该军令可能引发的种种影响,还散发相关的传单,并且在市政厅和校园中组织讲座。如果以色列说到做到,关闭学校,那我们也想出了继续开展教学活动的应急方案。
联合会的领导人从北到南,广泛走访活动,争取乡村地区的支持力量,把我们想说的话传达给村民和有名望的长辈们,向他们解释军令的意义和后果,以及我们需要反抗的原因。我们开始召开记者招待会,吸引了以色列媒体和外国媒体的注意。好些以色列学者来到校园里,向我们表达支持。现任以色列科学院(Israeli Academy of Science)院长,也是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学组织(Israeli-Palestinian Science Organization,IPSO)搭档的梅纳赫姆·雅里(Menahem Yaari),牵头成立了一个由以色列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调查854号军令是否正当合法、合乎道德。雅里来到我旧城的家找我聊天,我们俩决定一起抵抗以色列政府,他之后发布了个报告对这个决定表示支持。
在暴力初现端倪之后,以色列人才会采取行动,我饶有兴趣地窥探到他们这种心理。一天,一位穿着便服的以色列官员来到校园,径直去了行政楼,要求学校交出激进学生名单。有人传出这个消息,学生们陆续前来,将行政楼团团围住。几乎所有学生都来了,朝这名官员怒吼,要他离开。他走出大楼,沿着窄窄的楼梯下来,一个学生推了他一把,他倒在地上。我们都冲上去确保他平安离开校园,不会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他毫发无损地走了,但学生动手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挽回。
第二天,军方命令学校关闭三个月。约旦河西岸地区几所大学的70名教授很快被以各种理由驱逐出境。
此时,我们的民间网络已经非常广泛且坚固,以色列关闭校园的行动适得其反,让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也开始与其对立。任何一个村子,只要有回家的学生,就有和士兵的冲突事件。《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相关文章,标题醒目:《以色列军队致约旦河西岸地区9名示威人员受伤》。伤者之一就是加比·巴拉姆基14岁的女儿。
学校重新开门后,我们立刻重启针对854号军令的斗争。大家仍然拒绝签字,以色列再次毫无办法。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三十五年来,我们对占领者开的“每一枪”都被对方用十倍的痛苦报复:占领更多的土地,驱逐更多的居民,毁掉更多的未来。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必输之战,因为他们有策略,我们只有满腔无用的感情。而现在,开天辟地头一遭,我们发现自己有力量、有优势。以色列的惯用伎俩,根本不能打败参与者全身心投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正在我们欢欣鼓舞的时刻,从安曼的巴解组织总部传来叫人丧气又困惑的消息,他们要求我们必须要臣服于以色列那苛刻的命令。那70名被驱逐出境的教授已经到了安曼,其中很多人要求巴解组织强制我们遵命。在比尔泽特行政部门的带领下,多所大学的行政部门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要求:巴解组织应该大展拳脚地来驾驭我们,控制我们。
我们在比尔泽特召开了紧急会议。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的工会与学生会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在这场集会上,大家情绪激昂,讨论了两种互相矛盾却非常清晰的选择:要么按照巴解组织说的办——这其实并不符合巴解组织的最终目标——要么继续保持无视的态度。我们最后决定坚持斗争。会议上,大家推举我去完成这个讨厌的任务,到安曼去向巴解组织领导人阐述各地代表在这件事情上达成的一致意见。确实,我们这次投票是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史以来最具民主共识的一次了。
于是,我开始一趟趟往巴解组织总部跑。当时,和巴解组织有联系是犯罪行为,可能被捕入狱,从重量刑。我们不得不有所防范,提前将相关材料偷偷送过桥,带到约旦。以色列监狱里的囚犯已为这套操作发明了最好的办法,只有照X光才能被发现。他们靠的就是“胶囊”。用极小的字,把信息写满一张很薄的纸的正反面。然后仔细地折成一小团,通常宽度1厘米、长度5厘米左右。接着从烟盒内部取下锡箔纸,用这个纸包裹住小纸团。最后从塑料购物袋上取一小片,将整个纸团包裹住。包好之后,偷带东西过境的老手就会熟门熟路地点燃一支火柴,吹灭,用余热将两边的塑料融到一起,做成一个胶囊,接着就可以叫人吞下去了。信息藏在信使的肚中,安全地过桥。
和我往返同行的是阿里·哈松内赫(Ali Hassouneh),比尔泽特的教务长。他和我一样有耶路撒冷身份,申请过桥进入约旦要容易些。我们一共往返了五次,每次体内都有胶囊在游弋。
第一次会面结束得如同灾难。我来到安曼,有个响亮的名头——被占领土大学生及教工联合会会长,也是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工会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我肚子里还有工会与学生领袖表达支持的数百个签名。
安曼方面接见我们的是哈马德·法拉内(Hamadeh el-Fara' neh),他和蔼可亲,在巴解组织的教育部门工作。哈马德属于巴解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即巴勒斯坦民主人民解放阵线。我们与哈马德一见如故,都觉得他肯定是支持我们的,于是错误地以为这次会一帆风顺。
哈马德先带我们进行了事先安排好的一系列会面,其中一些是见那些被驱逐的教授。跟他们面对面有些许尴尬,我们自然是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的。他们丢了工作,又骨肉分离。而在他们被勒令离开那些院校的同时,我们又在努力抗争,去保护这些院校——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到哈马德家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被召到安曼的真正原因。我们正围坐着抽烟、喝咖啡,突然听到外面有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穿着一身看上去很贵的衣服——阿里很肯定地说是阿玛尼——从一辆打蜡打得油光锃亮的豪华奔驰车上下来。他是位于安曼的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还是巴解组织某个军部的长官,一脸凶相,一看就是让旁人恐惧又尊敬的老手。
才踏进哈马德家的客厅,他就开始用很浓的官腔跟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了。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可不是要我轻易忍受这种傲慢的。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委托我为代表,命令你们在反对巴解组织保证书和有关大学的军令上签字。”传达了上面的意思以后,他低头打量着我那双网球鞋没系好的鞋带。我清楚地看到他翻了个白眼。
他说话间那种妄自尊大的语气激得我不由自主地作出反应,也摆出一副很官方的样子回应道:“被占领土大学生及教工联合会委托我为代表,向您和执行委员会传话。不,我们不签字。”
一个连鞋带都系不好的大学教授,竟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了“不”,这位高官震惊了。他本以为我们会乖乖听话,没想到居然被反击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我有样学样,也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你不服从我们,这是不允许的。”他说。
我刚要指出他这话语法有点问题,阿里开口了:“但我们这样做,是最符合巴解组织利益的啊。你们给我们的要求,才是往巴解组织的棺材板上钉钉子呢。”
“我有阿拉法特的信,他命令你们签字。”这位老革命穿着量身定做的西装,厉声打断了阿里。
“给我看信。”我提出要求。
“什么?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您,”我向他保证,“我只是想看看阿拉法特先生的签名是什么样子,还从来没见过呢。”
他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我迅速地看了一下,发现信中只说了阿拉法特认为高等教育对巴勒斯坦至关重要,担心外国教授可能被驱逐出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
“这封信根本没提签字的事,”我把信递回给他,“我们也很担心外国教授。谁不担心呢?”
军官开始紧张地把重心在两只脚间换来换去,脸因为恼怒而略显涨红。他眼神凌厉地瞪着我,似乎想要只靠眼神就让我屈服。几秒尴尬的沉默之后,他转过身,扬长而去。
第二天,约旦情报机构的长官往我住的酒店打了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看到一个膀大腰圆、脸色阴郁、不苟言笑的人坐在椅子上,跟前一天见的那个军官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不过穿的西装要便宜些。他动了动厚厚的下颚,含糊地问候了一声。坐在他旁边的是个美国人,一眼就知道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位约旦安全部门的官员表达了和昨天那位巴解组织军官一样的意思:我们最好是在承诺上签字。我则重申了联合会的立场。
安全部门总是神神秘秘的,而且与他们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愉快。我怎么也想不到,巴勒斯坦的教授不服从巴解组织命令这件事竟然牵动了以色列、美国、约旦与巴解组织各方的神经。
后来我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跨境会面,每次都是同样的模式。我们携带胶囊前去,巴解组织命令我们签字,我们拒绝服从。在我初次见到阿布·吉哈德之后,事情才算是上了道。
阿布·吉哈德是阿拉法特的副手。他充满了智慧,制定策略稳准狠,让以色列人又恨又怕。光是跟他聊聊天气、打打哈哈,我们都有可能被以色列人抓进监狱。
和我母亲一样,阿布·吉哈德于1948年被驱逐出故乡拉姆勒。他在加沙上完高中,然后去埃及亚历山大学习建筑工程。后来,他在科威特遇到了阿拉法特。
阿布·吉哈德是巴解组织高级官员中唯一认为应该在被占领土建立可行的政治结构的人。其他人有的忙着搞外交,有的在计划劫持事件,或者在黎巴嫩加强武器库存,而阿布·吉哈德则致力于为被占领土设计一个国家教育政策,让巴勒斯坦人能够以此对抗以色列。
我们是在安曼相见的。当时,我们再赴巴解组织总部,一开始觉得这次又是“对方下令,我方拒绝”这种无果的循环。到最后,我拿出一份联合会的传单,举在他们面前。传单底部写着“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合法代表”。
“这里的‘代表’二字意味着什么?”我像问大学生一样对这些巴解组织官员发问,“意味着巴解组织要按自己的心意行事,还是按巴勒斯坦的民意行事?”从他们的表情看,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于是我直接明说了——作为联合会的领导人,我们代表的是那些把我们选出来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在军令上签字,那些选民就会去选不愿意签字的人做领导人。
当时和我一起的,除了阿里,还有另一位激进主义者,萨米·卡迪尔(Sami Khader)。阿布·吉哈德肯定觉得我们这个三人队伍很奇怪。我们怀着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某种信念,坚持认为和以色列抗争的行为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导致高等院校被关闭。以色列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我们,我们也有能力跟他们叫板。相反,如果我们屈服了,那么那些院校还是关门了事的好,因为那里不会存在真正的批判性和人文主义思维了。
我看得出来,阿布·吉哈德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如同香料商人将各种商品按照精密的比例排列组合一样,他在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没人说话,我也越来越紧张,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一旦作了决定,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遵守。最终,他一拳捶在桌上,告诉我们继续战斗。我应该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88年他被以色列突击队暗杀,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取得了阿布·吉哈德的支持,但也在往返约旦的过程中树敌不少。最后一趟旅程中,因获取了巴解组织的支持而兴高采烈的我向边境走去。在桥边,一名约旦军官看了下我的护照,粗暴地甩回我脸上,说我属于巴解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他指向约旦河西岸,命令我永远不要在约旦出现。
有了阿布·吉哈德,我们就算是和巴解组织达成共识了。他还说服阿拉法特支持我们。这让我们加深了对巴解组织的了解。只要下定决心,施加一点压力,主要的领导人就会被争取到我们的立场上;如此,他们也表明了自己的意愿,会考虑被占领土上的普遍民意。其实他们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身在安曼或贝鲁特,对被占领土也不能行使任何实际的控制。也是这种现实状况——巴解组织在外,我们在内——让人民和领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以色列设置的边界促成了分权,开始了我们实现独立精神的过程。
当然,这解决不了我们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他们继续威胁要关闭学校,我们继续无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力量更强,支持者也更多了。我们不仅争取到联合国的特别方案,要求以色列不再推行854号军令,还成功赢得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支持。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意味着政府即使不赞成学术机构、教师、学生和研究活动,也应该抱着宽容支持的态度,这是应有的氛围。遗憾的是,约旦河西岸地区并不存在这种氛围”。再加上以色列学者的声援,以色列当局最终让步了。他们决定延期一年执行军令。该法令从未被正式撤回,只是当局选择不执行。
我们无暇享受胜利的喜悦。被占领土当局在854号军令上让步之后,旋即颁布了752号军令,这条军令的目标是建立“乡村联盟”(Village League),这是约旦河西岸地区新任领导人沙龙想出来的。
1981年,利库德集团以微弱的优势赢得议会选举后,沙龙粉墨登场。贝京仿佛听到了天降神谕,认为选举结果表明要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施行更高压的政策。为了执行新政,他将国防部交给沙龙负责。此时,国防部部长沙龙可以肆意地强迫我们接受所谓的“贝京式自治权”了。
关于沙龙,巴勒斯坦人最为熟知的就是他在1953年领导了对约旦河西岸地区村庄凯比亚(Qibya)的大屠杀。他是臭名昭著的“101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的使命就是对阿拉伯人的袭击进行报复。沙龙带领部队,于午夜潜入凯比亚,到早晨整个村庄已经成了一片断壁残垣。房屋被炸毁,69名阿拉伯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不幸丧生。联合国维和部队少将瓦恩·本尼克(Vagn Bennike)报告说:“炸弹被扔进难民睡觉的营房窗口,逃命的人们遭到轻武器和自动枪械的袭击。”
沙龙从来都富有远见,野心勃勃,他决心要把贝京所谓的“天降神谕”式的政治梦想落地成无可改变的事实。第一步就是让梅纳赫姆·米尔森(Menachem Milson)接替本雅明·本一埃利泽(Binyamin Ben-Eliezer)出任军政府首长。米尔森是个“东方通”,和贝京一样,抱着救世主的心态,想要实现“以色列大一统”。沙龙和米尔森迅速协作行动起来。最开始的动作之一,就是宣布国家指导委员会是非法组织,并将1976年选举出来还在任的地方长官全部撤职。为了用更符合自己心意的行政管理当局代替那些被解职的地方长官,他们提出要建立乡村联盟。
乡村联盟是“分而治之”的好范例。沙龙和米尔森作出了非常正确的估计,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都住在乡村地区和难民营,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城镇,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民间领袖。就连组织国家指导委员会的地方长官们,也属于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城镇精英,因此,他们在乡村地区根基不深,那里的农民们整日忙于农活,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情参与城市和各所大学呼吁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沙龙希望能在当地找到一些领导人(必要的话可以威逼利诱),让他们去收服那些遵循传统的村民。他们的论证是,这些对国家大局缺乏概念、更依赖宗教的人,会满足地居住在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留给他们的零散区域中。利库德集团式的“自治”预想,就是阿拉伯大众愉快地“享受”自己做礼拜和搅拌水泥修建下一个犹太定居点的“权利”,代价是宏大的家国梦想。
沙龙调动了军队和以色列安全组织辛贝特(号称以色列的联邦调查局)的全部力量,启动乡村联盟计划。米尔森则开始扶持那些同意合作的地方领导人。他们看中的一些人选名声不太好,有犯罪前科。
在乖乖听话的地方领导人中,被沙龙和米尔森选中的人之一是加沙地带一位四肢瘫痪的教士,他叫艾哈迈德·亚辛(Ahmad Yassin)。早在1978年,以色列政府就开始扶持这位谢赫,以削弱巴解组织的力量。政府批准亚辛创办报纸,还设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的慈善机构。现在,亚辛的伊斯兰协会通过这个乡村联盟计划,开始接到各地清真寺、学校、医院和诊所新注入的基金。以色列人还准许亚辛从反对阿拉法特的阿拉伯政权那里再筹资数千万元。
与此同时,总理贝京和国防部部长沙龙加快了定居点建设的步伐。为了增加犹太人口,他们开始劝说那些不认同信仰者集团意识形态的以色列人。政府向潜在定居者提供低息抵押贷款和其他经济补贴,大部分接受条件前来定居的人都是平民。
1978年我来到拜特埃尔时,这里还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头,现在已经变得喧嚣熙攘、车水马龙,学校和商店也建立起来,从混乱肮脏的贾拉尊(Jalazun)难民营举目一望,就能看到这片繁荣景象。在贝京和沙龙的推动下,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皮斯加特泽耶夫(Pisgat Ze' ev)破土动工,这个定居点是以泽耶夫·亚博京斯基命名的。他是贝京的人生导师,曾激励很多年轻人高举旗帜,发动了1929年的西墙暴力骚乱。
定居者多了,就需要相应增加便利设施和保护措施,道路、电力和供水都要跟上,还要增派士兵。需要保护的定居者增多了,就需要颁布更多的命令。最终,各类命令如山,事无巨细地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做了各种限定。(比如,1015号军令就规定,在没有军事长官同意、不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禁止种植任何果树,也不能种植超过20株番茄苗。)
大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联合会被迫进行更广泛的全国性抗争。首先是要争取学术自由和民族权益,那我们自然得在对抗乡村联盟的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我们的组织运转流畅,沟通方法高效,并且已经有成熟的非暴力战略。在反抗沙龙和752号军令的斗争中,青年运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塔赫青年运动“沙比巴”(Shabibah)从学生运动发展而来,很快成为被占领土上最强的一股力量。创始人之一是萨米尔·斯倍哈特(Samir Sbeihat)。在上我的逻辑课之前,萨米尔曾在监牢中服刑五年。他在课堂上根本坐不住,经常打断我,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地“死读书”,就算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奎因的理论也不能完全说服他。总体来说,萨米尔是我在课堂上很喜欢的那种学生。靠着自信和服刑的经历,他当选了学生会会长。他之前和另一个魅力超凡的人物,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此人后来成为同辈人中极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在一个牢房中同住过9个月,毫无疑问后者激发了他的勃勃雄心,绝非比尔泽特这个小地方能框住的池中之物。他想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所有支持法塔赫的学生都组织起来。
我和萨米尔经常在村里吃鹰嘴豆泥,同时促膝长谈,讨论各种问题。我们很快就有了基本概念和行动规则。更重要的是,沙比巴甫一诞生,就成为反对乡村联盟的先锋部队。
萨米尔和他的学生战友们采取了和之前一样的策略:先在大学里和士兵发生冲突,学校被关闭后,学生们再按照计划回到各个乡村和城镇,发动更为广泛的罢工罢课。激进的学生被分散到自己的城镇、乡村和难民营之后,取得的成功恰恰是乡村联盟做不到的。如此一来,他们完全攻破了沙龙和米尔森的理论,即乡村地区的民族主义氛围不如城市浓厚,所以更能服从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计划。结果呢,比起以色列决定避开的有文化的城市派系,乡村地区的人们意志反而更坚定,民族主义思想更为强烈。让以色列同样备感威胁与恐惧的,还有不断发展的草根平民运动执行着我们的“坚定的非暴力”战略,打破了以色列的如意算盘。
以色列人很快追查到麻烦的源头是在比尔泽特,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我们。他们关闭了学校,封闭了道路,偶尔还会暴力开火。每当巡逻的军队来到校园,就躲不掉一场你来我往的打斗。当士兵把催泪弹换成真枪实弹后,第一个学生倒地身亡。之后,大学被关闭六个月。
任何办法都无济于事,752号军令最终步了854号军令的后尘。乡村联盟没能取得任何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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