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益深入地埋头钻研伊斯兰哲学,而露西也正在为古典哲学的学位进行冲刺,就在这个当口,我们做了让很多虔诚敬神之人不悦的事情——正式宣布我们俩订婚。
我准备向父母摊牌的时候,露西的母亲已经许可了这门婚事,站在我们这边。我回到了耶路撒冷,父亲对此不置一词。他选择站在安全距离外旁观我和母亲的争论。他的立场一向谨慎,也明白母亲必输无疑,所以宁愿保持沉默。母亲的反对从一开始就很微弱;我的论点是爱要胜过传统或出身背景,而她面对这个观点表现出的抵挡行为更像是走个程序,没那么坚决。她出于义务必须象征性地反对一下,才能张开双臂去接受露西。她最终当然接受了,父亲也是。
巴勒斯坦的乡村仍然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大家已经普遍接受了浪漫的自由恋爱,只要双方信奉同样的宗教,有着相似的出身背景。即便是我父母这么开明的人,也都认为露西最好皈依伊斯兰教。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回巴勒斯坦生活,那么露西皈依伊斯兰教会让我们好过很多。
露西同意了。她的父母是无神论者,所以教堂在她的生命中不过是个听唱诗、欣赏音乐的所在。因此,她要皈依伊斯兰教,也不用以放弃其他宗教为代价。皈依的过程也并不麻烦,这更是让一切都好办:她只需要宣布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就此而言,耶稣也是——除了真主之外再无其他神。露西认为这算是符合逻辑的自明之理。她说,毕竟,要是神真的存在,怎么可能会有另一个呢?(多年以后,哈佛大学著名逻辑学家W. V. O.奎因[W. V. O. Quine]在玩笑间肯定露西的论证非常有道理。)
父亲认为,经济上的障碍要难以跨越得多。结婚成了家,我就算是正式成人了,必须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我当然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绝不可能向父母伸手要钱。在我们的文化中,啃老是可笑且可耻的。父亲提醒说,我似乎没什么实用的谋生技能。要建立家庭,我就必须要有事业。时候到了,我得认真对待现实生活了。
我的哥哥扎基和两个姐姐穆尼拉、萨伊达都在遥远的阿布扎比过得红红火火。两个姐夫在搞工程承包,哥哥和酋长越走越近。那时候海湾地区正是繁荣发展的阶段,人人都在发财,我的哥哥姐姐也从中获益。“快来阿布扎比啊!”他们总在催我,“这儿有高薪、新房和宽敞的美国车。”
这是很大的诱惑。在伦敦的我收入少得可怜,又没有导师指导,再加一辆跑不动的破车,生活根本无法继续,而去做石油生意也能证明我是能自己养家的。我对这门生意及现实生活的了解太少,于是说服自己去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干上一年,存够100万美元就走。
露西和我商定,我先自己去阿布扎比,待我们俩举行婚礼之后,她再来找我。于是我收拾好行李就飞去了阿布扎比,借住在哥哥那栋能俯瞰波斯湾的公寓楼里。扎基帮我安排了个工作,在一家享受离岸优惠政策的石油公司,做公共和政府关系方面的工作。
我刚到不久,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阿拉伯世界称之为斋月战争)就爆发了。那是1973年10月,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叙利亚军队和埃及军队英勇进军的消息传来时,巴勒斯坦聚居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军队冲破那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Bar Lev Line)时,大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一开始,这场战争就像是1967年的大逆转。这次是我们在进行突袭,是我们在不断进军。
大家都没怎么注意以方将军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出色的反击几乎让整个埃及第三军全军覆没;也忽略了阿拉伯人必须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借此促使美国阻止以色列进军。从心理作用上来说,这些都不重要。这就像一场大型的卡拉梅战役。阿拉伯人证明了以色列人不过也是凡人之躯。我们好歹没输,就算胜利了。
第二年夏天,露西和我举办了婚礼。地点在我父母家中,由父亲的朋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谢赫萨德丁·阿拉米主持。
花园中挤满了亲朋好友。第一项流程是承认监护权。按照传统,露西必须有个穆斯林监护人,接受她皈依伊斯兰教。阿拉米先生承担了这项职责。接着就是走个形式的皈依过程。露西绷着一张严肃的脸说:是的,安拉之外再无真神。婚礼前的几分钟,大穆夫提请她再重复一遍这些话。五分钟就完事了。露西的母亲和哥哥与我父母一起站在前排。看他们的表情,应该觉得眼前的一切挺好笑的。
正式婚礼开始前,还有一项流程是签订合法契约,我们如果离婚,保证露西能得到一定的经济保障。按照传统,新郎会白纸黑字地写清楚,如果离婚,新娘会得到他的房子、羊群、一辆车、一片橄榄林等资产。这就是伊斯兰式的保险政策。
“她会得到一朵新鲜采摘的向日葵。”我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比较大,客人们都能听到。我的一些朋友开始偷笑,他们之前就料到我会搞点恶作剧。
礼成之后,露西和我驱车来到一家教堂经营的酒店,就在附近一个村庄,过去还是朝圣者的休息站。酒店在一座山顶上,周围种满了苍翠的柏树,还保留着耶路撒冷过去田园牧歌式的氛围,还没有被癌细胞一般迅速蔓延的以色列房屋、环路、电线和“安全屏障”所破坏。我们到达的时候也比较特殊,正好是日落时分,金黄的余晖洒遍山冈、岩石和柏树。酒店给我们提供了一顿简单的树下晚餐,佐以巴勒斯坦自产的葡萄酒。那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第二天我们就转了场,告别简约朴素的田园风光,来到加沙参加粗犷而热闹的海滩派对。我母亲有亲戚是那边的富农,在滨海地区有住宅。他们支了些帐篷,仆人们把杀好的羊架在火堆上烤,一个传统乐团演奏着叫人舒适欲眠的曲子。露西的母亲从未想到,这样一场东方的宴饮狂欢上会演奏小夜曲,将她的小女儿送入婚姻生活。那天,在这远离牛津的海滩上,没有穿着正式燕尾服的教授学究,只有穿着长袍、慵懒地躺在细沙上的阿拉伯人。
在贝鲁特度假一星期后,露西和我就一起去了阿布扎比。
在一个酋长国奢华传统住所的包围中,最棒的事情就是能和哥哥扎基共度一段时光,他学识渊博,对音乐有研究,热爱阅读,政治见解独到,了解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完全建立在他极端的善良之上。就是因为这份光辉的人性,才让他没有被成功与名利冲昏头脑。在我看来,他与当地、与外国政要来往,建立私交和职业关系,逐渐编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脉,但这一切都完全没有影响到他做人的本质。
结果,在石油公司的那份工作成为我在所谓“现实世界”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1973年的战争对石油产业是个促进。因为石油禁运,相关的资金涌入海湾地区;急于获利的西方公司争相和石油输出国的政府签订协议。那真是叫人头脑发热的时期。因为战争,石油公司和输出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石油公司自然想维持完全的私有化;而民族主义者却站在对立面,呼吁石油国有化。政府则比较明智地选择了更具协调性的制度,让外国公司继续在本国发挥专业技能,也确保石油产生的财富能让国家获益。因为英语流利,我帮助达成了众多协议,了解了很多谈判之中的妥协与让步。
阿布扎比和牛津、耶路撒冷都大不相同,但露西和我也尽力把日子过好。她为当地一家英文报纸写专栏,还主持了一档讲解古典音乐的电台节目。这个酋长国的无线电波中竟然流转着巴赫的圣诞康塔塔,真是有点好笑。有了工作收入,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得到体面的住房,和阿布扎比的外国人与外交官觥筹交错。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耽于舒适的中产生活了——至少我们会这样告诉自己。我们仍然会抽出时间,去探索阿莱因(Al-Ain)的沙漠绿洲,过一过艰苦的生活。1974年的新年,我们的庆祝方式,就是去阿布扎比的一个全是古代遗迹废墟的离岛露营。
无论那时候的工作多么有趣,我显然不是块做生意的料。我想迅速挣到100万的计划因为不符合经济与逻辑的铁律而落空。我这种物质欲望太低又完全缺乏经济敏锐度的人,根本不能也不应该在短时间内成为百万富翁。当然还是有好的一面,至少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意识到自己对做生意毫无兴趣,得赶快发掘别的事业道路。
25岁生日那天,我备感焦虑和孤独,决定送自己一个礼物。那是我人生很重要的关口:我的年纪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已婚,有文件证明我是有头有脸的石油公司雇员。但商业世界让我恐惧畏缩,内在的自我开始迷失。我告诉自己,找回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请几天假不去上班,拔掉电话线,与世隔绝,进行长时间安静的反思,就像传说中圆顶清真寺苦修室中的加扎利。
在偶尔的吃饭和小睡之外,我一口气读完了C. S.刘易斯全七卷的《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我对这套书感兴趣,又一直留着没看。我要等个好时机,因为我在牛津听说了关于刘易斯的传闻。刘易斯这些童话故事的灵感来自一次出乎意料的幻象,他说,自己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些形象,有“半人半羊的农牧神拿着伞”,有“坐着雪橇的皇后”,还有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
我又一次在传奇故事中觅得安慰与平静。就在阅读这个狮子、女巫与衣柜的故事时,我突然有了计划,要去哈佛大学找那位埃及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露西明白我一直渴望着继续伦敦的研究,所以立刻表示支持我的决定。另外,我们觉得,更高的学位大概能为我争取到巴勒斯坦某所大学的教职。无论从职业还是生活的方面考虑,这都比商业为王的海湾地区更适合我们。我联系了萨卜拉教授并进行了申请,不但顺利通过,还拿到了奖学金。1974年的秋天,我将开始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我辞去石油公司的工作,和露西到耶路撒冷共度暑假。
回家不久,我去监狱里探访了亲戚萨利姆。讽刺的是,过了几天,大马士革一个巴勒斯坦广播节目“闪电之声”(Voice of the Lightning Bolt)就兴奋地通报了一则消息,说有游击队袭击了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战略要塞”。
据说是以色列广播电台(Israel Radio)发生了爆炸事件,那里是战前我了解摇滚音乐的来源。听“闪电之声”的口气,这次袭击是对敌人的重大打击,也是占领以色列议会的重要一步。巴勒斯坦民主人民解放阵线(PDFLP)宣称是他们发起了这场“英勇的袭击”,进行了秘密渗透,施展了战略才华,这需要007一般的胆量和见识。游击队击中的是敌人设在俄罗斯侨民区的通信中枢。以色列人就是在原俄国修道院向全世界鼓吹他们的政治立场的。现在,PDFLP的英雄们让他们闭了嘴。
电台就在关押政治犯的中央监狱(多年之后我将非常熟悉这栋建筑)街对面,离我父母的住处也不远。早年在行吟诗人咖啡馆结交的一个愤青朋友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一起去看看袭击现场。
15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接近爆炸中心时,朋友爆发出嘲讽的狂笑。他指着站在旁边、面露厌烦的一小群士兵,他们旁边的沥青路面上用粉笔做了标记。我仔细看了两眼之后,才终于发现路上有个小小的裂口,离主要的通信楼至少还有三十多米。那栋楼也不是什么壮观奇异、像《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描写的那种庞然大物,而是非常美丽的阿拉伯世纪之交风格的石质建筑。
那天晚上,我在父母家晚饭后的沙龙上把这起“袭击事件”讲给客人们听。父亲只是摇了摇头,露出一个疲乏的笑容。母亲的表情就比较严肃了,似乎觉得我们不应该嘲讽这种争取权益的努力,不管这努力是否有效。母亲对街头政治的参与度已然大大高于父亲。她牵头成立了一个战俘防卫委员会,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数次被捕,还不止一次在街头冲突中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得鼻青脸肿。她顶着一头浓密的黑发,黑色的瞳仁中冒出兴奋的光,坚称要让以色列屈服让步只能依靠武力。
话题转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牛津的时候,我没怎么关注过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当然,我很清楚,有“巴勒斯坦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称的卡拉梅战役帮助阿拉法特在1969年掌控了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从那时开始担任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数个巴勒斯坦派系的领导人组成,所有成员多多少少都承认阿拉法特的领导地位。
1970年,侯赛因国王将大部分巴解组织成员驱逐出了约旦,阿拉法特开始了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流亡生涯。与此同时,巴解组织也开始进行自我改造。1970年,法塔赫官方宣布的对自由巴勒斯坦的展望,是一个保证所有公民——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平等权益的民主国家。巴解组织也开始弥补早期的激进言论,比如承认《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反犹太的事实。不过,由于巴解组织被认为是1972年绑架和谋杀以色列奥运健儿的罪魁祸首,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对该组织走温和路线的态度不太买账。1972年的那场悲剧之后,全世界自然掀起了非常合理的暴怒狂潮,但阿拉法特否认自己对此负有任何责任。
父亲想知道我对巴解组织和其宣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利益——阿拉法特只要一有机会就不断重复这一点——有何看法。让父亲惊奇的是,阿拉伯国家都倾向于支持并附和阿拉法特。1973年11月,战争刚刚过去一个月,在阿尔及尔(Algiers)的一次会议中,阿拉伯各国的领导人就表示支持巴解组织,称之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我对这个宣言表示欢迎,也给父亲解释了原因。若非如此,谁又能代表我们的权益呢?在被占领土,我们没有领导人,没有律师协会,没有法律策略,没有民权运动。什么都没有。阿拉伯各国了解我们的需求吗?约旦了解吗?到底有谁在乎我们啊?
父亲只是沉默地摇头表示不同意。他仍然是泛阿拉伯国家的拥护者,认为将巴勒斯坦政治单独分离出来不可取。他觉得这些和犹太人的矛盾并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制造的,所以也不该由他们去解决。反正,他与巴解组织的战略战术毫无瓜葛,也不相信那些不体面的“革命派”有能力坐下来和以色列人商谈出解决冲突的方案。一个总在各种堡垒中四处流离躲避、面目模糊的组织,怎么可能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呢?而且,巴解组织不允许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接触联系,又怎么能代表我们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提“以色列”这个词。
父亲算是对了一半。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多年以后才想清楚如何利用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等国际法律工具,然而那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大片最好的国土。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