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不应该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悠久的历史潜藏在我们家族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事实恰恰相反。把我养育成人的父亲,是个思想前卫的现代人。在他看来,阿拉伯的古诗和现代诗同样优美。他既为我哥哥在剑桥大学取得一流成绩而高兴,也为我姐姐在巴黎追求绘画艺术而欣慰。他会为家族的女先祖在沙漠里的壮举而骄傲,同时也总在关注着眼前之地与当下之时。
19世纪末,耶路撒冷的贵族阶层逐渐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感知。时局瞬息万变,尤其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已经变成了“欧洲病夫”。和所有的专制体制一样,衰落迹象一旦显露,整个帝国上上下下都传出了关于政治的议论与抱怨。城市里的诸多团体都强烈要求享有和欧洲人一样的权利与自由。在意大利复兴运动(Italian Risorgimento)的启发下,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正式名称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夺取了君士坦丁堡高门(Sublime Porte),赶走了苏丹,建立起新的政权。青年土耳其党承诺,要把帝国从死气沉沉的颓靡中拯救出来,建立法治,发展工业,追求进步。
在巴勒斯坦,更具欧洲风格的自由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因为这里早已深受欧洲影响。19世纪80年代,我祖父那一辈人登上历史舞台时,对巴勒斯坦的你争我夺已经拉开帷幕。
讽刺的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处圣地上的古老遗产。欧洲掀起了一股关于圣地的浪漫幻想——看看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你就能明白了。再加上各种照片和便宜的旅行团,人们对这个地方兴趣渐浓。那时,我们那里经常能看到古怪的英国探险家,挂包里塞着一本《圣经》。要证明当时人们有多么狂热,还有个很好的例子——战斗英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传记作家里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笔下半疯的“杰出维多利亚人”之一,发誓说他找到了一个地方,绝对是花园冢(Garden Tomb)。
这股风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俄罗斯侨民区,以容纳潮水般涌入这座城市的俄国朝圣者。(后来,这里被英国人改建成了监狱。)德国皇帝也不甘示弱,在锡安山(Mount Zion)上修建了本笃会修道院。新教教会建起了大量的学校和医院,天主教教会则任命了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的第一位拉丁主教——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他为犹太农民的聚居区立起了一座座风车。
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之间,这股建筑与信仰的狂热风潮,间接地助推了政治变革;部分原因是,很多变革者在欧洲人开办的学校里接触到了现代观念。
阿拉伯学院(Arab College)和我的母校——英国国教开办的圣乔治学院(St. Georgege)——的学生先后接触到了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这股思潮的引领者是贝鲁特(Beirut)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基督徒,以及开罗的阿卜杜(Abduh)和阿富汗尼(Afghani)等人。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对家族、部落和派系守旧的忠诚都是封建主义的遗留,阻碍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文化发展。
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情结主要来自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如同那些环绕着圆顶清真寺的传说一样,犹太人一直都是伊斯兰世界里耶路撒冷的有机组成部分。(我的堂哥扎基曾经在埃及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里钻研那些尘封了数个世纪的文献,他发现了一些信件,上面在赞颂哈里发奥马尔,因为他打破了数百年来罗马人和基督徒的禁令,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19世纪末,耶路撒冷的大部分犹太人要么来自东欧,怀抱着极度虔诚的信仰,要么说着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人共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自认早已完全融入了阿拉伯的文化、语言和日常。
犹太复国主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既是一名记者、不得志的维也纳剧作家,也是一名归化的匈牙利犹太人,他在写《“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这本书时,从来没有去过巴勒斯坦,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仅仅来自书本。他的设想是为那些不愿或不能融入欧洲社会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他确信,阿拉伯人不用为此担忧。“犹太人背后没有好战的势力支撑,”他写道,“他们自己也没有好战的天性。”
阿拉伯人并没有被他说服。赫茨尔写下《“犹太国”》十年之后,巴勒斯坦记者纳吉布·纳萨尔(Najib Nassar)出版了《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目标与重要性》(Zionism:Its History,Objective,and Importance),仿佛一声严厉的警告。对欧洲犹太人“入侵”的恐惧蔓延开来。耶路撒冷市长齐亚·哈立迪(Zia al-Khalidi)无比警惧,甚至向自己的朋友,法国大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c Khan),发去一封公函。“谁能质疑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种种权利呢?”他写道,“上帝知道,从历史上看,这里确实是你们的国家。”尽管如此,“残酷的现实”是,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口已经很密集,容不下大量的犹太人前来定居。“以上帝的名义,”他在公函结尾处写道,“让巴勒斯坦保有和平吧。”
19世纪的努赛贝家族,不论是权力还是社会声望,都处于耶路撒冷其他显赫家族的阴影下。最为显赫的家族是侯赛尼(Husseini)与纳沙希比(Nashashibi),这两大家族结怨已久。我们家族从奥斯曼时期起政治运势渐颓,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总的来说,努赛贝家族形成了明显的资产阶层态度。女人们摘下了面纱;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学习欧洲的语言。和其他贵族一样,努赛贝家族的人渐渐搬出旧城,住进了位于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和汲沦谷(Wadi el Joz)的庄园。一位家族成员把城墙外的一座中世纪堡垒改建成了现代建筑,这恰恰体现了整个家族的前卫态度。根据家族传说,这座四层建筑被称为“Al-Kasr”——城堡。(1948年,它被以色列人炸毁了。)
这个家族的新潮,还体现在大家漫不经心对待过去的态度。比如,我的曾祖父,就曾经因为与一个年轻女子热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所保管的钥匙。一天,他对妻子说,他想再娶个妻子——这种事在当时的富人中还很常见。妻子并不乐意,于是用丈夫可以接受的措辞表达了不满,并坚决要求补偿。她想要圣墓教堂的钥匙。这算是《圣经》中雅各布向以扫施粥的风流版本了。对于我们的影响,就是这保管钥匙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只属于原配妻子的孩子们,而不会属于新娶妻子的孩子们——而这位新娶的妻子,正是我的曾祖母。也就是说,我的曾祖父出于情欲,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分支,却把钥匙让给他人。
我的祖父,这个他父亲再娶之后生的孩子,也从未对这钥匙有过丝毫惦记。他要考虑更重要的事:用他继承的财产或是投资商业,或是如同做慈善一般地挥霍,以及结交权贵,提升地位——从他的娶妻偏好,能看出他深谙此道。他的第一任妻子来自有名的书香门第谢哈比(Shihabi)家族。她去世后,祖父娶了我的祖母,她出身于达尔维什(Darwish)家族,这是权大势大的侯赛尼家族的一个分支。祖母生下我父亲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祖父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来自纳沙希比家族,这个家族的财力和影响力与侯赛尼家族不相上下。短短数年,祖父就成功联姻了耶路撒冷的四大古老家族,其中两个还结有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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