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苏马诺担心的是那些每天在身边干活做饭的人:厨房里的员工。他们是蓝领工人,几乎没有积蓄,4月1日的房租可能都付不起。在饭店和就餐大厅,尤其是厨房的,是那些没有高学历或没有意愿做白领工作的员工,他们甚至不具备前台需要的接待客人的能力。“我喜欢在厨房里那种纯粹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像一个梦想家、疯子、难民和反社会者。”1999年安东尼·布尔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开启了他的媒体生涯。那些能忍受约束的人可以在物流中心或沃尔玛找到一份工作,那些不愿墨守陈规的人不想穿公司的工作服,他们经常会在专业的厨房找到工作。“那是格格不入者最后的避难所,”布尔丹专门写了美国的厨房,“是一个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梦想有一天成为一名大厨,但多数人就是想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今天的餐馆厨房就像是煤矿、钢厂和大型制造工厂,不过现在大多数厂矿都关闭了。不同的是,过去在汽车制造厂、钢厂和煤矿工作待遇丰厚,如今这些工作在美国“现代工厂”的普通一线厨师,年收入可能不到3万美元(库苏马诺餐馆略高一点)。他们是餐馆里一群鱼龙混杂的员工,老板要求他们每天准时上班,但当他们偷偷溜出去嗑药、大声播放音乐或留着长发时,老板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把活干好。”库苏马诺说。
在库苏马诺餐馆后厨的等级中,处于最高位的是安琪·加尔松,仅次于库苏马诺。疫情发生时,她已经在餐馆工作了近两年,禁令起初让她很困惑。“我不知道政府还能这么干。”她说。在州长下令停止餐馆室内用餐几天后,全州又关闭了美发厅,这才让她感受到现实的打击。安琪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时尚达人,她穿着宽松的法兰绒衬衫和裤子,一顶棒球帽盖住短发。
“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关闭理发店让我觉得很严重。”
安琪的童年很艰难,后来她成了同性恋。在来斯克兰顿定居前,她住过很多地方,泽西南部、泽西海岸以及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各种小镇。因为父母离异,她老是搬来搬去。她有点害羞和孤僻,说话很简洁,有时语句中带些锋芒。她就会在厨房干活,热烘烘地忙碌着,同时照顾8或10个锅,那就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第一次打工在汉堡王餐厅,那时她还是新泽西的一个高中生。她在泽西岛的一家夫妻三明治店工作,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店,那家店以菜单上有20种水牛城鸡翅而闻名。后来她住到斯克兰顿,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想要找一个有医疗保险的工作。原先她在红龙虾连锁餐厅工作,她喜欢那里,但后来厌倦了这家餐厅的官僚习气。如果她有一个问题,“我必须找值班经理,值班经理必须找总经理,然后谁也不知道总经理还要找谁谈才能解决问题。”她说。
两年前安琪找到这里时,库苏马诺很高兴。“我喜欢用那些从大连锁餐厅出来的人,”他说,“他们比较守纪律,也知道在工作中好好表现。”库苏马诺跟安琪交待了一些事项,就像跟其他来自连锁餐厅的员工说的一样。安琪有能力干好工作,但在库苏马诺餐厅她要做不同的菜品。大型餐厅为厨师们提供罐装的预制酱汁和香料,“在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库苏马诺告诉安琪,“酱料、面包、各种甜点,所有的东西。”忽然间,安琪觉得有没有保险也不重要了,考虑到医疗保险中挂号费和自付部分那么高,那种福利也没多大用。她一开始做披萨,后来越做越好。“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也能有更高的收入。”安琪说。她也很喜欢在这里工作时的自由。“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告诉库苏马诺,马上就解决了。”在她干了将近六个月的时候,餐厅的意大利厨师离职了。制作沙拉的员工接替了厨师,安琪又开始接替他做沙拉。不到一年,安琪就成为后厨大拿,可以制作菜单上的菜品(玛莎拉鸡肉、虾味烩饭)和烤肉时铺在肉上的酱料。
安琪费尽心思,想着餐馆关闭后他们第一次谈话时该对库苏马诺怎么说。他一直信守承诺,教了她很多烹饪方面的知识。他们偶尔也有争吵,因为餐厅里总是挤满了人,订单不断,而库苏马诺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候谁都可能让人烦,但库苏马诺真是个好人。”安琪说。库苏马诺一直对她很好,她担心在这场危机中会让他失望。
从十五岁起,安琪就觉得自己是把工作放在生活首位的那种人。那天有人没来上班,她在最后一刻来到餐馆,一直帮老板干到很晚。这一次,她决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她深吸一口气打了电话,匆忙地告诉库苏马诺,说她姑妈有呼吸系统疾病,她自己身体也有问题,她的两个姑妈都在家工作,作为三人家庭的一员,她最好也能待在家里。
“他真的很善解人意。”安琪说。库苏马诺告诉她说家人和自己的健康都是最重要的。“他跟我说,只要我觉得需要,这里随时欢迎我回来,然后我们就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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