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罗西商店改为罗西施丝超市的那一场劫难,库苏马诺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不同。他正想着去纽约或其他大城市的广告业工作,他还打算上法学院。但是,就在他快要从尚普兰学院毕业还在家休息的时候,托妮找他谈了罗西商店的事。“我永远忘不了妈妈说的:‘我们破产了,商店只能关门。’”库苏马诺说。为了让他上一所外地的好大学,他的父母做出了牺牲,现在他也应该努力回报父母。毕业后,他回到家里,在罗西施丝超市做了两年商店经理。他告诉父母,他的工资就是食宿。他在城里的餐厅轮班打工挣钱,大部分是当酒吧服务生,而不是厨师。对这一点,他也没法解释,只能说在里纳尔迪酒吧工作可以与朋友和老主顾聊天喝酒,比在人家的闷热厨房里干活有趣得多。
库苏马诺遇到了尼娜,一个老福格当地人,比他小两岁。他们似乎注定要在一起,她的祖父和库苏马诺的祖父是好朋友,他的一个表姐在他们相遇之前就撮合过这门亲事。尼娜十六岁时开始在里纳尔迪酒吧打杂,后来成为一个服务生,再后来一边在宾州州立大学附近的中学上学,一边做餐厅服务员。他们起初在里纳尔迪酒吧相识,但他们都认为是在GI酒吧每次把酒言欢到深夜时才相爱的(就像电影《特种部队》里演的那样)。GI酒吧以前叫库苏马诺咖啡馆,老一辈人把它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他的父母还是催他去读法学院。“父亲真的不想让我入这一行。”库苏马诺说。然而,那时他已下定决心。从记事起,他就想象着自己以烹饪谋生。“烹饪是我唯一热爱的事。”他说。爱上一个女服务员似乎就是达成了协议:他有了一个可以监督餐厅大堂的人。他们在2013年订婚,同一年他们买下那栋房子,开办库苏马诺餐厅。在餐厅开张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库苏马诺餐厅周一周二例行歇业。因此,当州长宣布暂停全州餐厅室内用餐时,员工们都不在。但差不多有一半员工周一周二都来店里帮忙,“他们没有打卡,就是来帮忙,帮助我们清理冰箱,做一些关门前需要安排好的事情。”库苏马诺说。他喜欢把员工视作家人,但也很清楚,人家不一定这么看。
“看到员工对餐厅关闭依依不舍,我很欣慰,”库苏马诺说,“危机时刻让我们的心更近了。”
库苏马诺个子不高,不到一米七。胸脯宽阔,身材像橄榄球联赛的后卫,他的朋友马里亚诺形容他是个“巨手”。棕色短发,棕色眼睛,大鼻子,总是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他对州长的紧急禁令没有抱怨,停止全州餐厅堂食让他感到有些宽慰,因为这种无形的病毒已经侵入他的社区。就在库苏马诺还在营业的那个周日,邻县的一名男子死于新冠感染。两天后,他所在的拉克万纳县确认了首个病例,很快又出现了首个死亡病例。到3月底,他们这个叫做拉克万纳谷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数十例感染者,封锁令在他看来是明智的。
“在我们社区,这是救命的措施,”他说,“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停业的最初几天,现金流是他最大的担忧。“压平曲线”成了人们嘴边的口头语,指的是防控措施效果开始显现,感染人数趋于平稳。这可能需要几周,但他觉得很多顾客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在公共场合感到放心。像各地的餐馆老板一样,他开始减少从供应商那里进货,这些进货是他账单的大头。如果拖欠这类费用,餐馆经营就会开始进入恶性循环:供应商将拒绝供货。除非有现金进账,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现有的账单,还有贷款和每月要付的其他费用。他必须撑过未来五六个星期,然后寄希望于5月有一个爆发式增长。
在州长宣布堂食禁令后的第一个星期三,餐馆开门了,库苏马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提供了全菜单的外卖品种,但他也知道餐厅供应的菜品不太适合外卖。设想一个顾客花15美元买了库苏马诺餐馆的一道前菜,或是更贵的价格买了菲力牛排或三文鱼,用新鲜的罗勒叶调味,佐以鲜榨的橙汁,当然期待热腾腾地端上来,而不是湿漉漉地装在袋子里,自己取走带回家。他也考虑过第三方送货服务,就像外卖配送平台多尔达什(DoorDash)、食品配送公司格拉哈波(GrubHub)一类的。当他了解到对方要抽取订单额的30%,而且也没有解决他关注的菜品问题,就不再考虑这种方式了。他以蛤蜊酱调制的意式焗饭和扁意面,是餐馆的两大畅销品,必须在做好后趁热吃。作为老福格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必须有那种长方形的“老福格披萨”,按“片”或“托盘”出售。他知道星期三该做披萨了,尤其是在老福格,周五晚上的两盘披萨似乎已经成为这个小镇的传统。他也明白,在当前情况下,他提供的品种太多了。
在疫情开始的最初几天里,库苏马诺想了很多有关罗西商店的事。“那里差不多就是我长大的地方。”他说。他记得大一点的时候,每到周末就去整理货架,还有得到父母信任,第一次在收银台干活时的那种兴奋劲儿。“所以看到餐厅里有那么多食物却没人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它们卖了。”库苏马诺说。镇上的人们需要储存一些食物,在这里买东西就不用去拥挤的菜市场了。每个餐馆老板都会担心食材损坏变质造成浪费,如果能及时卖掉,他就可以减少一些损失。不出意外的话,他可以用这笔钱补充一下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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