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承继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之遗业,名为开创之君,实为守成之主。武帝完成禅代革命后,优容前朝宗室、反对士人遗属,倡导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仁政价值,采取以农为本、无为而治和宽政简刑的清静政策,通过减轻法家专制压迫残酷性的方法,提升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武帝延续了其父司马昭恢复周制中五等爵等制度,大量分封宗室诸王、士族功臣,实行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这种部分恢复周制的尝试,迎合了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政治追求。
不过,在晋政权天命未被广泛接受之前,武帝不得不安排宗室皇族占据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他又通过引入外戚势力、扩大宗室诸王帝系力量等手段,提升共治集团中皇权至上的权威。
弥合换代的社会创痛
公元266年2月,洛阳南郊的祭坛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文武百官、南匈奴单于和四夷使者数万人的见证下,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的禅让,定国号晋,即皇帝位,改年号泰始,是为晋武帝。这与四十六年之前,魏文帝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晋武帝追谥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追谥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追谥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十四年之后,晋军直下建康灭亡东吴政权,晋武帝司马炎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位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最高统治者。
30岁的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晋书·武帝纪》上称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司马昭进位晋王时,考虑到其兄司马师为司马懿嫡长子,又为魏晋换代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一度打算立过继给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为世子,遭到何曾、裴秀、贾充等多位大臣的反对。司徒何曾等人坚持道:“中抚军(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晋书·武帝纪》)遂立司马炎为继承人。
司马炎自幼饱读经学,根据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制度,以世家贵族公子成为上品之选,司州十二郡子弟莫敢与其辈相比。他的母亲王元姬是北海清流集团名士王朗的孙女,王朗历任曹魏政权三公,王元姬之父王肃曾一人注遍五经,王元姬的母亲出身泰山羊氏。所以,司马炎是典型的汉魏儒学世家大族联姻的子弟。他承继了祖父、伯父和父亲多年接力的局面,虽然魏晋换代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肮脏,但司马炎本人手上没有沾染鲜血。这为他重建晋政权、皇帝和儒学正统三合一的信仰体系,打开系统的死结,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晋书·武帝纪》记载,魏元帝曹奂认为天命归晋,主动派大臣郑冲向司马炎传达希望禅让的愿望。其实在这之前,至少骠骑将军石苞、车骑将军陈骞等人,多次向曹奂上书称“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实际上是变相逼迫元帝辞位。
晋武帝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一万户,居住在邺城宫中。曹魏诸王均降为县侯。晋武帝允许陈留王曹奂乘坐的车使用天子旌旗,置备天子的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晋书·武帝纪》)。武帝正式解除了司马懿在镇压王凌淮南叛乱后,将曹魏宗室诸王禁锢在邺城的政策,而且还任命曹氏后人担任晋政权的官职。其中曹植之子曹志,先后被任命为乐平太守、散骑常侍和祭酒等。
晋武帝还撤去监督汉献帝后代居住的山阳国的卫队,取消汉朝及前蜀汉刘氏宗室出任官职的限制,善待山阳公汉献帝之孙刘康、安乐公刘禅等人。刘康、刘禅家族分别有一名子弟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另外,前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在绵竹保卫战中和长子诸葛尚壮烈殉国,尚留较年幼的次子诸葛京。武帝任命诸葛京为郿县令,后来又升为江州刺史。晋武帝对于祖父司马懿的死敌诸葛亮颇为欣赏,公开表示,“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汉晋春秋》)。
晋武帝善待前两朝的皇族,以及其他对立政权的君臣,这是秦统一后的首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景象。王莾篡汉后,将年仅4岁的孺子婴圈禁高墙府第之内,禁止任何人与之接触,导致他成年后六畜不分、智力低下。新莽末年大动乱后,孺子婴被西北民军劫持立为傀儡皇帝,最终为更始帝刘玄派人所杀。光武帝刘秀善待更始帝三个儿子,但也仅止封侯而已。在晋政权的庇护下,刘汉山阳国延续到永嘉之乱时期,曹魏陈留王则在乱世南迁,一直存在至南朝齐代。
在武帝登基不久后发布的诏书上,他对策划叛乱的王凌及居功获罪的邓艾,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谅解,公开赦免了他们尚存的遗属,允许这些家族确定后代继承人。之后,他又接受山涛的建议,任命嵇康之子嵇绍为秘书丞。王凌、嵇康分别为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所杀,晋武帝善待这些对立面的后人,实际上是营造社会和谐的氛围。《晋书·武帝纪》记载了许允、许奇父子的故事。许允在李丰、夏侯玄事件后,向曹芳建议刺杀司马昭,结果被司马师流放死于途中。许允之子许奇为太常丞,武帝有事前往太庙,大臣们认为许奇为受害者后代,不适合待在皇帝的身边,提请将他外放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即晋武帝反而提拔重用许奇,此举被普遍赞扬为襟怀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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