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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恢复周制的政治实践

公元276年,西晋咸宁二年,洛阳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传染,许多人得病失去了生命。41岁的武帝年初染疾,被迫取消了岁旦盛大的元会。在武帝重病无法视事的小半年里,贾充、荀勖和齐王司马攸是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一方面,太子司马衷当时18岁,明显难以担当最高统治者的重任;另一方面,年近30岁的司马攸年富力强,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军政处理经验,而且过继给司马懿长子司马师为子,具备继承大统的合法性。《晋书》中并无司马攸主动争取继位的记录,不过,确有部分大臣表达了拥戴之心,其中河南尹即京师的首长夏侯和就公开向贾充喊话:“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晋书·贾充传》)贾充不答,不乏继续观望的意图。

平心而论,包括贾充在内的大臣们青睐于齐王司马攸,应该较少私心,主要出自对晋政权的忠诚,但是,恢复健康后的晋武帝不会这么理解。仇鹿鸣博士判断,观察其后几年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可以清晰地发现武帝政治策略的转变。武帝一改政治平衡者的形象,开始利用皇权的力量重组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从而保证皇帝的权威不再受到挑战与威胁,进而巩固太子的地位。

晋武帝立即宣布了两项人事决定,即解除夏侯和河南尹的职务、调任闲职;解除贾充的兵权、改任太尉。紧接着他又采取两项重大的政治措施,作为加强皇权、保证太子司马衷顺利接班的保障。

其一,当时杨皇后已经去世,她临终前担忧宠妃胡贵嫔入主中宫,对太子不利,曾哭求武帝以堂妹杨芷继之。武帝正式册立杨芷为后,突击分封杨芷之父杨骏为临晋侯,参与朝廷大政。实际上是引入外戚势力,以抗衡士族功臣元老和宗室长辈。考虑到杨骏虽号称东汉四世三公弘农杨氏余脉,但本人仅为县令一类小官,经学玄道修养较为欠缺,多数士族大臣的反感可想而知。晋武帝打破曹魏以来不用外戚的传统,完全是认为杨骏地位低而易于控制,把杨氏外戚势力作为皇权延伸的工具。

其二,公元277年,西晋咸宁三年,晋武帝大规模调整宗室分封,确立了非皇子不得为王、帝系独大的分封原则。共有五位武帝皇子被分封为王,加之稍早已被封王的司马柬等四位皇子,宗室诸王中武帝一系的力量大为加强。由于之前要求宗王前往封国履任,武帝又规定诸侯王国中尉领兵,直接由中央政权任命,保证把军权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诸侯王国推行汉武帝时期的推恩制度,即各诸侯国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还分割原封国的户邑推恩给其余支庶子孙;实施王国军队逐代递减制度,大国原置三军五千人,在其孙子辈、曾孙辈时,分别削去一千五百人,次置原置二军三千人,在其子孙辈时,减至一军一千五百人,防止地方宗王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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