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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桓温独大的时代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世说新语·黜免》

东晋政权历经三十年皇帝、士族共治策略的探索,终于迎来了较为平衡稳定的时期。北方后赵政权无法克服“强者得立”继承法则造成的混乱,拒绝向正常的治理体系转变,因而在石虎死后陷入崩溃。一治一乱之间,南北强弱形势反转,东晋进入了高举克复神州价值旗帜的时代。

桓温西征成汉的胜利,以及褚裒、殷浩北伐的失败,改变了不同门户分别控制荆扬的力量对比。继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庾亮兄弟代表的颍川庾氏之后,桓温代表的谯国桓氏势力兴起。桓温北伐中原的号召和动员,成为他逐步主导士族联合专政共治集团的手段。桓温了解东晋政权资源不足、分散等弊端,一直采用以较少军力深入敌境且速战速决的战术,在他的主持下,东晋政权也曾实行“并官省职”“庚戌土断”等资源集中的改革措施。不过,桓温受制于恢复神州的价值与优容士族政治之间死结的制约,不愿过于触碰南北士族的既得利益,不愿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是他北伐最终无法实现的原因之一。

从东汉晚期党人抗争,魏晋时期士族脱儒入玄,最后到东晋门阀联合专政,士大夫群体历经百年巨变,早已背离担当天下兴亡的初心。桓温的出现,也许可视为士大夫初心的某种回归。问题在于,桓温生长在晋室天命不足、皇权极度衰弱的年代,在他未能通过北伐证明自己享有天命的情况下,桓温陷入了称帝不成、忠于晋室又不甘心的尴尬境地。

正是由于桓温在防击外患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建康、会稽的士族名士们才充分享受了和平安逸的生活。部分世家名士把桓温轻蔑地称为老兵,折射了玄学文人重清谈而轻实务的价值取向。东晋中期前后,新一代的士族名士拥有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在隐逸与出仕之间较为自由选择,以真实的性情创造出艺术文学的瑰宝,出现了王羲之、谢安等先仕后隐或先隐后仕的典型。在谢安出山并迅速上升的过程中,他本人二十年隐逸东山养望自重,以及当权者桓温的欣赏和器重,是决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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