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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康,共治的新起点

王与马,共天下。

——《晋书·王敦传》

以建康为首都的南方六朝,是中国大分裂时期的产物。司马睿在建康即皇帝位,历史上称为东晋政权,又把晋王朝的洛阳、长安时代称为西晋。东晋、西晋属于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东晋又承袭孙吴政权在南方的统治,是六朝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东晋君臣以克复神州、保卫中华正统为新的价值号召,全新诠释了晋室政治系统合法性地位,这个理念迅速成为南北士族、各方势力的共识。

相较于西晋时期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结构,东晋时期皇权衰落,宗室势力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形成了几家当权士族主导的君主、士族共治策略。王导为了维护共治集团内部的和谐,竭力推行“务必清静”的基本国策,对于南渡的侨姓士族、江东的吴姓士族优容宽松,这就严重削弱了东晋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进而影响到恢复中原价值的实现。晋元帝、明帝试图加强皇权,庾亮兄弟采取集权措施,先后引发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等,最终不了了之、无法成功,反映出在士族联合专政的背景下,国家恢复神州的价值倡导,与“务必清静”、优容士族的现实政治操作之间,形成了又一个治理死结。

严格地说,东晋几大当权门户之间的共治游戏,并不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制度设计,而是士族名士在不断实践的动态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整套潜规则。包括以各自实力为后盾、维持斗而不破的平衡;上游军事重镇荆州和中央政权所在的扬州,分别由不同的门户领军掌控;要实现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当权者必须要得到其他士族名士的认可;等等。

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的士族保持了儒学传家、聚族而居的传统,在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更替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南渡士族则带来了清谈、任诞等玄学之风,整体上完成脱儒入玄的转变,在与江东士族结合之后,成为东晋共治集团的主导性力量。要想成为共治集团的成员,首先必须是擅长玄学清谈的名士。除了名士的血缘家世,其本人的仪容、学识、清谈水平以及事功能力等,都是决定其能否上位的重要的指标。虽然说当权士族的产生,局限在较窄的圈子范围内,但名士的沉浮和流动,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存在。这是士族政治与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并不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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