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魏晋并称,魏晋两朝的实际创建者曹操和司马懿,有十二年同为汉臣的共事关系。司马懿参加了曹魏代汉的整个过程,先后向曹操、曹丕父子劝进,虽然认可汉室天命已经终结,但并不信仰曹魏政权的正统性。当曹丕、曹叡一系子孙凋落,执政的曹爽名士小集团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时,他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一举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司马懿是曹操政治遗产的真正继承人,他在继承了曹操韬略和计谋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以暴力改变现状的方法论。曹魏政权没有通过王朝的瓶颈期,未能打开价值倡导与现实政治之间对立的死结,而司马氏实际以高平陵政变立国,较之曹操以武力统一北方,其合法性更为低下。
司马懿出场,天命不正
司马氏家族最初以军功而兴,两汉时期经历了“从武入文”的转变,其后,以儒术为业成为司马氏家族的主要特征。这在注重出身门第的东汉社会,无疑具有入仕的先天优势。仇鹿鸣教授考证,司马氏家族对于《汉书》的兴趣与研读,反映了其注重事功的倾向,学问气象与两汉经师的传统面目迥然相异。虽以儒术自持,但司马氏家族依然存有地方豪族的色彩。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四世三公的典型汉代经学世家有所不同,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似乎比笼统地将其称为儒学大族更为合适。
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曾任尚书右丞、洛阳令、治书侍御史和京兆尹等职。司马防在担任尚书右丞一职时,推荐年仅20岁的曹操“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郎官是国家的预备官员,需要中央政权的官员推荐。洛阳北部尉负责京师北部区域的地方治安,作为宦官养子之后的曹操初出茅庐,大力打击不法权贵,棒杀违反宵禁令的大宦官蹇硕之叔父,意在和宦官势力划清界限,争取士大夫主流的认可。多年后曹操出任丞相,在政争中明哲保身的司马防继续在中央政权任职,其长子司马朗被征辟为曹操司空府掾属。
司马懿是司马防八位儿子中的次子,《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曾有拒绝曹操征辟的经历,且“辞以风痹,不能起居”。这可能和汉末名士以婉谢征召为荣的风气相关,但是,此事在《晋书》中被包装成“不欲屈节曹氏”的依据。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在曹操首席谋士荀彧的郑重举荐下,30岁的司马懿终于接受征辟,以丞相府文学掾的身份,开始了他在曹操身边的工作。
至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司马懿追随曹操大概有十二年时间。《三国志》《晋书》等史籍记载,司马懿多次向曹操出谋献策,包括劝说曹操进军巴蜀,襄樊战役中主张联孙抗刘,以及倡议利用士兵实行军屯等,表现出了青年书生在政治实践中的见解。司马懿比曹操小二十余岁,和曹丕、诸葛亮等同为三国世代中的第二代,他从曹操身上学习了许多治国和战争中的谋略。十二年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他既体会到了曹操作为战略家的高度智慧,同时曹操内心蔑视价值、以残忍杀戮的策略镇压反对者的另一面,一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曹操杀死了孔融、娄圭、崔琰和杨修等名士,荀彧被逼而死。汉献帝的皇后伏氏、两个儿子被杀害,六个兄弟以及宗族百余人连坐而死。这些可能成为司马懿日后有样学样发动政变的心理前因。
《晋书·宣帝纪》中还记载,曹操觉察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曹操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所谓狼顾之相,可能指司马懿作为夺位者的不臣的政治野心,三马同食一槽,更是隐喻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三人对于曹氏政权的内部侵蚀。考虑到司马懿当时才三十出头,司马师、司马昭尚为幼童或婴儿,曹操预见四十年后发生的事几乎不可能。之后所有这些附会传言,都与两汉时代天人感应的谶纬文化相关,特别是包装在王朝开创者身上的异象、异梦等,均被认为是某种天命所归的象征。
问题是,相较于汉高祖之母和龙相合而生刘邦,刘邦作为赤帝子斩杀白蛇起义的神奇故事,以及汉光武帝登基之际,祝文中特别提到的“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语,司马懿狼顾之相、三马同食一槽等传说,虽然勉强营造司马氏代魏的必然性,然而传达出天命的信息相当负面和不堪,对于打开死结的帮助极其有限。
分别向曹氏父子劝进
司马懿作为士人代表家族的核心成员,在曹魏代汉的关键性历史时刻,既没有像举荐他的恩师荀彧那样,为了劝阻曹操而牺牲了生命,也没有如陈群、华歆等人,至少通过某种形式表达对汉朝的留恋。相反,司马懿积极参与了对曹操、曹丕的劝进活动,甚至表现出了比曹氏子弟更为激进的态度。
荀彧被逼而死后,与曹操合作的士大夫势力深为震惊,对曹氏代汉至少表面上都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在曹操进爵魏公、魏王的过程中,荀攸、钟繇、陈群和司马懿等几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都参与了劝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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