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我在《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以下简称《兴亡》)出版后,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其中提到,中国皇权时代政治系统的闭环,即秦皇汉武以来形成的儒表法里的统治本质,具体到每个历史阶段、每个朝代乃至每个统治者,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各具风格、各有侧重的。所谓“秦制两千年”的说法,似乎概括得过于笼统。虽然说汉承秦制,但是,两汉魏晋及其之后各代,儒法道互补,周制、秦制之间历经碰撞、冲突,随着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兵民合一、因俗而治等胡制治理模式加入,周制、秦制和胡制相互融合的过程,其实也是以中原、汉地为主的“小中国”,演变为长城内外农耕、游牧和渔猎等民族共存的“大中华”的过程。
由于《兴亡》是我第一次从事历史写作,写的又是具有通史性质的作品,不能出错是我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我总体来说比较中规中矩。而且,我在写法上采用以主要帝王评传为线索的方式,这在细部上也不适合展开跨代的思考。以上的许多想法我没有深入阐述,有些我在《兴亡》中没有提。不过,我在《兴亡》的写作过程中,已经开始酝酿新的历史写作计划。
在我较为熟悉的两汉魏晋文献的研读中,有两个时期我最有心得。其一,所谓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于周制逻辑的一种回归。我发现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汉武帝把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出于统一思想、清除黄老无为政治影响的需要,从而建设更为集权、专制的法家秦制国家。这和被引入统治集团的儒生士大夫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西汉儒法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矛盾和冲突,直至光武帝刘秀时代,方始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其二,西晋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多数人将之归咎于晋武帝恢复分封制度、统治集团骄奢腐朽等。我以为,这一认识至少过于局限和停留于表象。晋室得国充满了血腥和野蛮,晋武帝司马炎却是帝制历史上少有的一位仁君,这一巨大的反差背后,反映了晋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东汉以来儒家天命伦理及汉室正统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曹氏、司马氏家族以暴力手段连续改朝换代的现实严重冲击了士大夫、民众共同坚守的价值。晋武帝仿照周制,给予士族阶层种种特权,最终收获了其脱儒入玄、先家后国的结果。考虑到两晋断代历史写作较少,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大家们往往对晋史几笔带过,于是我产生了率先探索晋史、将研读心得付诸文字的冲动,并在上海封控期间动笔。
关于两晋政治的发展,我的关注重点聚焦在三个方面。首先,上述晋朝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可以理解为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操作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我把它称之为系统的死结。这是贯穿于全书的最主要的线索。具体到两晋及其前后朝代不同的历史阶段、外部环境,死结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系统的死结构成了晋朝治理扭曲、变形的底层逻辑。
其次,晋武帝可能出于打开死结的考虑,通过大量分封宗室、士族功臣等部分恢复周制的手段,给予士族优先品评入仕、爵位世袭和占有土地及依附人等优待,这既符合东汉以来士大夫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政治追求,也是对士族阶层接受魏晋嬗代政治现实的回馈。实际上混合了周制、秦制,确立了皇帝主导宗室、士族共治的类似西周模式的统治策略。晋室东迁建康后,皇权急剧衰落,宗室势力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又形成了几家当权士族主导君主、士族共治的类似东周模式的统治策略。无论西晋、东晋,晋室君臣都有意无意地把周朝作为晋代对标参照的对象,这无疑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再者,魏晋士族从东汉末年清议运动中的党人名士阶层转化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先家后国、孝而不忠的行为,是对现实政治野蛮性、荒谬性的反抗。不过,这也符合周制中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共同体本位的逻辑。换言之,虽然士族政治严重削弱了晋朝国家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却具有时代的合理性。西晋时期宗室掌握兵权,士族尚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到了东晋建康时期,士族被历史的变局推到了共治集团的主导地位。刘裕恢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后,士族又回归旁观的宾客、为皇权背书者的角色。士族名士清谈任诞及出仕隐逸等种种的背后,折射出两晋政治的演变。
由于我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历史叙事型的写作,因此这些问题的探讨大都分散在各个章节中。此外,刘秀东汉王朝强大的天命合法性,荀彧之死与汉末士大夫的困局,晋武帝司马炎、权臣桓温的历史评价,孝武帝之死的真相以及影响,司马道子、桓玄失败的原因,等等,我都作了程度不一的研究。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重返校园,倒是可以择一二作为学术论文写作的题目。
我三十岁之前痴迷文学创作,学习过政治学、传播学,之后在工作中接触了营销学和管理学等,二十多年来,又以研读中国历史为乐。我的知识结构不够深入却较为广杂,这对我的大众历史写作也产生了影响。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