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司马睿是帝制时期中原王朝崩溃后,第一位到南方恢复旧有政治系统的最高统治者。元帝重建晋政权,主要是南渡侨居士族、江东在地士族及在北方坚守的士族将领等在大敌当前之下共同拥立的结果,其中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邪王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导在建康主持国家的大政方针,王敦在荆州控制了最重要的兵权,原共治集团中的宗室势力已经损失十之八九,晋武帝创立的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的共治,已经向当权士族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转变。
当然,东晋初期的王马共治处于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中,国家尚未形成被各方普遍接受的统治策略。
司马睿为何在江东得到支持
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其家族中祖父母一辈,与东吴政权颇有渊源。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与伏夫人之子,先后受封东莞王、琅邪王。司马伷比司马昭小十六岁,曾经坐镇邺城,参与看管曹魏的宗室王公。曹髦挥剑进攻司马昭府邸时,司马伷率部赴宫中阻止,顾虑到曹髦皇帝身份,司马伷及手下兵士选择散开,从而与弑君的恶名擦肩而过。司马伷是平吴之役的主要指挥者,“率众数万出涂中,孙皓奉笺送玺绶,诣伷请降”(《晋书·宣五王传》)。
司马伷之妻即司马睿的祖母,为诸葛诞的女儿。诸葛诞起兵失败后,作为人质留在东吴的幼子诸葛靓,即司马睿的舅公,归降对方后,担任右将军、大司马等职,一度奉命镇守建康。孙吴亡国后,诸葛靓返国请罪,回到洛阳其姐诸葛太妃处。
司马睿父亲司马靓35岁病逝,司马睿15岁继承琅邪王位。“八王之乱”中,司马睿叔父司马繇参与诛杀杨骏的政变,一度大红大紫接着又遭贬斥,最终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司马睿跟随东海王司马越参加荡阴之战,兵败后被劫掠至邺城,随即一路潜逃,回到了封国。
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王衍族弟王导,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与司马睿多年交好,司马睿请王导任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书·王导传》)。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偕王导等人南渡建康。
在这之前,两汉政权四百余年间,尚无中原的亲王坐镇江南。孙权在南方立国,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即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及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大量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 淮南国相刘颂曾向武帝上书,考虑到原先原孙氏集团文武官员“一旦堙替,同于编户”,建议“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晋书·刘颂传》),即分封亲王常住江南,对失去政治特权的世家豪族予以任用。
武帝去世前五个月,调整宗室诸王安排,分封九子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分封9岁的二十三子司马晏为吴王,以丹阳、吴兴和吴三郡作为食邑。晋政权也启动了在南方选拔人才,除了留用的原东吴集团部分官员,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荣、纪瞻、贺循等名士得到征召。
相比较孙吴政权繁重的赋调、徭役和兵役等资源剥削,以及严刑峻法的暴力压迫,晋武帝根据其儒道合流的清静政策理念,在吴地采取宽大之政,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世家豪门拥有土地与依附田客的经济利益未予触动,“吴人大悦”(《晋书·武帝纪》)。
东汉时代起,江南士民对中央政权便存在敬畏之心,曹操大军南下之时,孙权手下张昭等文官主张投降,反映了南渡名士及江东士族仍把中原政权视为正统。孙权作为第一位在南方建立皇权系统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和世袭军团将领、在地豪族组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被士民认为真正享有天命。对照中原的士大夫,吴地士族名士对司马氏得国不正并不敏感,反而对晋政权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公元303年,西晋太安二年,张昌部将石冰率流民武装侵入长江下游,由于郡县没有守军,阳羡周玘等豪族以佃客私兵为主自发组织部队,推举吴郡世家顾秘为盟主,主动协助江北晋军攻击石冰,次年取得胜利后,解散部队各自返乡。这充分证明了世家豪族自保的基本诉求,以及对晋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尚持认可的态度。
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讨伐石冰之役中立有战功的晋军将领陈敏,乘中原动乱、司马越率军西行之际,假称皇太弟司马炽任命自己为扬州刺史,企图割据江南自立。陈氏兄弟驱赶朝廷的官员,分别攻占江州等重要据点,一时尽略吴越之地。陈敏自称大司马、楚公,加九锡,私自任命顾荣等四十余位南方士族为郡守、将军,顾荣等人可能出于保境安民的想法,一度接受了他的官爵。
与南士交好的司马越集团军咨祭酒华谭闻讯,立刻修书顾荣进行劝说,直指陈敏出身仅为“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晋书·陈敏传》),不可能再创类似孙氏家族割据的历史。周玘、顾荣等人因此转向,主动与江北晋军联络,再度动员世家豪族举兵,里应外合击杀了陈敏兄弟。陈寅恪先生认为,对于江东豪宗来说,他们宁可拥护与自己阶级出身、思想信仰(儒家名教)相同的司马氏立国于孙吴旧境,而不愿看到陈敏这种令史、顽冗、下才在孙吴旧境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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