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创立帝制以来,第二次在南方出现新的皇权系统。与第一次孙权自立不同的是,东吴政权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区域性的割据政权,而司马睿在建康称帝,首先是晋王朝中央政权的延续和重建,其次,也是南渡侨居,江东在地和坚守北方的各地士族、将领共同拥立的结果。晋政权虽然离开了中原故地,但是,依然以代表中国的正统政权自居。
当时的北方地区,坚守十余年的并州城被匈奴汗国攻破,司空、并州刺史刘琨与鲜卑段匹䃅部会合,继续宣誓忠于晋政权,派出司空府左长史温峤南下劝进;冀州刺史邵续孤守富平城,委托前渤海太守刘胤等人南渡;鲜卑大都督慕容廆据守辽东,收留大流亡的士族庶民,发展农耕、开设学堂,仍以建康朝廷为正朔。之外,西凉张寔沿用晋愍帝的建兴年号,隐含割据自立的用意,不过,他也向天下发布檄文,表达了拥戴晋王司马睿为帝。
相比较晋武帝司马炎开国,元帝司马睿重建晋政权呈现出不同的统治形式。魏晋革命历经十余年的准备,公开反对者被残忍清除,虽然武帝登基,收到了大量劝进、效忠的表文,但是,这种禅代本质上还是暴力压迫的产物,武帝通过重用宗室势力掌握各地兵权的方式,保证了皇帝在宗室、士族共治策略中的主导性。西晋政权的建立,处于合法性较低而有效性较高的“低高”型状态;而元帝受到拥戴,其实是南北士族等各派势力在大敌当前形势之下的选择。元帝显然缺乏君主专制的能力,其宗室诸王中十之八九已经死于动乱,以王敦为代表的士族权臣控制了兵权,东晋政权的统治处于合法性较高而有效性较低的“高低”型状态。
在元帝的登基大典上,元帝升御床要求王导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晋书·王导传》)晋元帝与王导同年,这一年都是43岁,元帝居然还曾称呼王导仲父,反映出元帝内心极度的不自信。
以王导、王敦为领袖的琅邪王氏,作为当权的士族,事实上主导了君主、士族共治的东晋统治集团。王导把元帝比喻作太阳,说明当权士族至少名义上尚奉晋元帝为共主。如果说西晋时皇帝主导的宗族、士族共治类似西周的模式,那么当权士族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更接近东周早期的模式,即皇帝仅仅作为国家的象征,而不是实际的专制统治者。晋元帝当然不可能满足于自己的象征地位,而且,当权士族与其他士族之间也会存在种种矛盾,这些都注定了东晋之初政治系统巨大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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