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刘裕为代表的新北府兵集团兴起,代表了中下层武人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凌驾于原晋室共治集团的士族、宗室势力之上。刘裕以恢复晋室为号召,却并没有重建晋政权以共治为特征的统治。相反的是,刘裕对士族采取顺昌逆亡的两手计谋,善待愿意背书、拥护及服从的合作者,把站在不同立场的反对派予以肉体消灭;对司马氏宗室严加防范、限制和削弱。为了树立个人专制的权威,刘裕北上攻灭鲜卑慕容氏南燕政权,以增加未来代晋的合法性,南下阻遏卢循长生人集团的大举进攻,消灭了崛起的中下层势力中最重要的挑战者。
刘裕在清洗了新北府集团内部刘毅、诸葛长民等异己力量后,已在统治集团中处于定于一尊的地位,新兴的皇权呼之欲出。
新北府兵集团主导政权
公元403年,东晋元兴二年十一月,晋安帝司马德文派王谧把皇帝的玉玺印绶呈献给桓玄,正式向他禅位。桓玄即在九井山北侧上筑坛登基,定国号楚,改年号永始,追尊其父桓温为太祖宣武皇帝。把晋安帝降为平固王,依照魏元帝曹奂被降为陈留王居住邺城宫中的旧例,迁往寻阳居住。
《晋书》《资治通鉴》编撰者可能出于对桓玄代晋的否定,保留了大量国家及桓玄本人负面的记录。当时江东地区遭遇严重饥荒,“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桓玄即帝位后,长江之水卷入石头城,被激流淹没的人非常多,灾民号叫之声震天动地。“玄闻之惧,曰奴辈作矣!”(《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
在这样的状况下,桓玄还在人为地制造祥瑞的消息。“诈言钱塘临平湖开,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贺,用为己受命之符。”桓玄听说之前改朝换代时,都有隐士不出来做官的先例,就派人找到西晋隐士皇甫谧第六代孙皇甫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时人都称之为“充隐”——冒牌货。
事实上,桓玄承接了东晋政权治理死结的后果,既无力实现北伐中原恢复神州的价值目标,又难以提升国家资源的控制与动员能力。桓玄好虚名而造假,是其内心对统治合法性缺乏信心的表现。他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却未能洞察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桓玄剪灭了共治结构中宗室势力的力量,铲除北府兵集团中的上层将领,反而为刘裕等新生代中下级军人崛起铺平道路。
《晋书·姚兴载记上》记载,辅国将军袁虔之等人投奔后秦后,后秦皇帝姚兴询问桓玄是否能够成功,袁虔之认为其“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就是说桓玄肯定会篡晋,是为他人作嫁的过渡人物。
桓玄禅代前后,荆州殷仲堪的党羽庾仄曾动员七千人反叛,袭击驻守襄阳的雍州刺史冯该,桓温之孙、被废黜的桓济之子桓亮乘乱起兵,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这些动乱虽被镇压,但足以证明即使在桓氏老巢、桓氏家族内部,对桓玄称帝也不是一致臣服。桓玄称帝后,益州刺史毛璩扣留他的使节,拒绝楚朝的任命,巴蜀之地再度脱离了建康政权掌控。
桓修可能受到桓玄的指派,向刘裕询问对于改朝的态度。刘裕立即表达拥戴:“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宋书·武帝纪上》)但是,刘裕等人实际一直进行着倒桓的秘密谋划。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记载:“裕、毅、无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规、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河内太守陇西辛扈兴、振威将军东莞童厚之,相与合谋起兵。”其中刘毅曾任中兵参军,居丧住于京口,经何无忌从中联络,遂与刘裕共同成为核心成员。根据刘裕的安排,刘毅过江前往广陵,与桓弘的中兵参军刘道规、青州主簿孟昶一起,策划刺杀青州刺史桓弘,占据广陵;诸葛长民时任豫州刺史刁逵参军,刘裕派遣其刺杀刁逵,占据历阳;王元德和王仲德兄弟、辛扈兴、童厚之等人在建康,准备聚集人马作为内应。计划京口、广陵、历阳和建康四地同时发动。
公元404年,东晋元兴三年二月,即桓玄改朝称帝两个月后,以部分北府兵中下级军人为骨干,一场旨在推翻桓楚的大规模兵变爆发。如果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奠定了司马氏代魏的基础,那么刘裕等人发动这一场起义,实际上也揭开南方新的王朝序幕。不过在当时,刘裕等组织者完全是以光复晋室为号召,从而赢得了大部分士族、武人的支持。
刘裕以外出打猎为名,与何无忌在京口城外纠集义士二十八人,加上追随者超过百人。次日城门打开,何无忌身穿传旨使者服装,声称宣旨而进入。“义众驰入,齐声大呼,吏士惊散,莫敢动”,接着把桓修杀死示众;刘毅、孟昶和刘道规等率壮士五六十人进入广陵城,见青州刺史桓弘正在吃粥,立即将其斩杀,随即聚集部众过江。刘裕诛杀桓修后,桓修的司马刁弘率领文武佐吏赶到。刘裕登上城头声称,晋安帝已经在寻阳复位:“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宋书·武帝纪》)刁弘等人闻后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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