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之后,以王导、庾亮为代表的侨姓士族名士,主导了东晋政权君主、士族共治集团。士族名士群体中出现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倾向。一方面把钻研玄学清谈作为进入共治集团的通行证,士群名士整体上完成了脱儒入玄的过程;另一方面,士大夫中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务实精神又有所恢复,克复神州、保卫中华正统成为各方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部分渡江名士虽然保留了元康时期的任诞之风,但也逐步失去了将之继续发扬光大的环境。
随着第一代侨姓士族凋零,渡江名士中的二代精英人物登上东晋的政治舞台。
侨姓士族和名士身份
两晋相交之际,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重要的分野。中原地区民族仇杀的大动乱发生后,有些家族继续留在北方,有些则迁往江南。田余庆先生判断,大体说来,真正根深蒂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东海王司马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所团聚的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他们也较多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举家迁徙。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南渡江左的侨姓士族,一般来说所携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由于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
侨姓士族大多数出自魏晋之后出现的新门户,其主要的特征是官僚职位与名士身份的结合。无论是出于旧有的儒学世家,还是来自较低门第的士族或者寒门,如果要得到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获取名士的地位是主要的途径。如果说晋政权在洛阳的时代,士族脱儒入玄还是一种时尚,那么到了东晋新的时期,玄学成为士族名士必修的功课。除了仪容、学问,玄学清谈的水准,被名士圈认可,以至于成为新进士族的重要指标。一些儒学世家的子弟纷纷改学玄道,钻研清谈的各种技巧;否则,除非因缘际会掌握军事力量,一般较难成为共治集团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物。
王导年轻时期,曾在京师洛水边参加过裴 、阮瞻等人的清谈活动,可能称得上一位二流的清谈家。他南渡建康后,经常把参加当年的活动挂在嘴边。《世说新语·企羡》中记述,名士羊曼认为何必一而再反复提及,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即不是我唠叨,而是怀念当年的景象不可再现。裴 为惠帝、贾后时期与张华齐名的首席大臣,已经遇害十余年,阮瞻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之子,永嘉时期曾任太子舍人,已经在动乱中病逝。王导多次向人回忆昔日玄谈的场面,完全是想彰显个人清流名士的高贵身份。
一代中兴名士卫玠的经历,相当完美地诠释了两晋之交士族的价值取向。卫玠为魏晋名臣卫瓘之孙,又是名士乐广的女婿,少时即美男子。《晋书·卫玠传》中称其为“风神秀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长大后好谈玄理,其后体弱多病,母亲禁止他多言,有时亲友请他说上几句,无不赞叹其说到了精微之处。琅邪王氏家族中仅次于王衍的一代名士王澄,极少推崇他人,都赞他:“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卫玠屡拒朝廷征召,后曾出任太子洗马。大动乱发生后,卫玠考虑移家南下,母亲不忍离开侍奉怀帝的长子卫璪,卫玠遂以“为门户大计”说服母亲。
卫玠南下至豫章时,曾与大将军王敦、长史谢鲲长谈一天。之后王敦认为卫玠才比王辅嗣,“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所谓王辅嗣、何平叔,即玄学清谈的开创者王弼、何晏。卫玠判断王敦恐非国家忠臣,即离去前往建康。“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不久卫玠劳累成疾而逝,年仅27岁。卫玠先是葬于南昌,谢鲲为之痛哭,认为国家损失栋梁。后又改葬江宁。丞相王导特意告谕:“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实际上卫玠英年早逝,出仕时间较短,一生没有特别的事功和政绩,对国家的贡献极其有限。但是,卫玠居然受到如此之高的推崇,连丞相王导、枭雄王敦这样顶级的人物,都表现出了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充分反映了东汉以来,崇拜儒家文化的士大夫阶层,经历了东汉魏晋禅代中历史死结的转折,已经发展到以家世取人、以相貌取人和以玄学取人的病态的程度。曹魏时代的夏侯玄、东晋时代的庾亮,大致就是同卫玠一种模式的人才。
随着士族势力取代君主、宗室,在东晋时代成为共治集团的主导性力量,注重门户、崇尚虚谈和爱惜羽毛等名士之风,逐渐成为社会通用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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