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集团的内部,少数非玄学名士出身的大臣将领,凭借自身的政绩、战功跻身高位,却始终在社会声望及家族发展上逊色一筹。受到明帝托孤的顾命大臣之一、尚书令卞壸,坚持恪守儒家礼教、忠于皇权,与名士的做派格格不入,最后在苏峻、祖约之乱中,与其二子一起壮烈殉国。虽然卞壸身后受到了东晋皇帝的表彰,但卞氏子弟后继无人。晚年雄踞荆州的大将军陶侃,一生出生入死,但他出生南方寒门,长期受到王敦、庾亮等士族巨头的歧视、排挤。陶侃辞官去世后不久,其子侄、部下即受到出镇荆州的庾亮的清洗。
四巨头之一的郗鉴,在稳定东晋士族共治策略的过程中作用巨大,他名义上虽居朝廷三公之列,但他从未入主中枢,他的家族在江左也未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其家族在两晋之际,基本上未曾脱离东汉儒学家族轨道,直到郗鉴的子侄辈,才完成向玄学士族的转化过程。郗鉴以三公之位尊重镇历十余年,而名士出其州府者寥寥无几。这也是郗氏家族地位、门户状况的一种反映。
儒玄精神的混合
元康名士中的部分放达派南渡后,延续了任诞、放纵的习气,其中又以聚集酗酒的“八达”最为出名。《晋书·胡毋辅之传》载,曾被东海王司马越引为从事中郎的名士胡毋辅之:“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与王澄、王敦、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呢,号曰四友。”胡毋辅之还发现了数位出身较低的狂士,如军士王尼、小吏光逸等,王澄称其“诚为后进领袖也”。胡毋辅之南渡后,被司马睿引为安东将军谘议祭酒。光逸随后前来投奔。
《晋书·光逸传》记载:“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光逸被看门挡住后,就在户外脱衣,露头在狗进出的孔洞窥视大叫。胡毋辅之惊叹,他人绝不至于如此,一定是光逸。“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如果说竹林名士以放浪的行为毁弃名教,隐藏着对司马氏代魏政治压迫的价值不满;前期元康名士通过崇尚虚浮,彰显士族的自主地位;那么部分名士渡江后的狂饮放荡,可能包含了对家园沦陷的巨大痛苦的自我麻醉。唐代君臣编撰晋史时,将这些名士一并编入《晋书·光逸传》中,并且在史论的部分,站在儒家皇权的角度,整体上予以了批评:“通其旁径,必凋风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旨酒厥德,凭虚其性。不玩斯风,谁亏王政?”即跟随他们的道路,必然败坏社会风俗,如果不是他们沉溺于这种风俗,皇权国政又是怎么被败坏的?
坚持儒家礼教的尚书令卞壸曾试图进行纠正,反而被王导、庾亮制止。“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晋书·卞壸传》)王导、庾亮本人并不酗酒,王导还曾劝说有酒瘾者戒酒,醉心于玄学清谈的名士也并非人人有放达之气,王导、庾亮阻拦卞壸,是出于维护士族名士在共治集团中的领导地位。
李济沧博士考证,西晋时期,王朝大力提倡儒学,而社会舆论却对放达之士赞誉有加。国家与社会舆论在人物评价上的这种乖离与分裂,深刻说明了个事实,就是此时的社会舆论具有了某种脱离政府意向的色彩。 《晋书·羊曼传》中,记录了兖州地区的舆论对州里人物的评价,冠以“八伯”之称的既包含了郗鉴、卞壸和蔡谟等较为传统的儒学士大夫,又囊括了阮放、胡毋辅之、阮孚和羊曼等放达之士。以乡论为代表的士族舆论,已经越来越认同于玄学的价值,而与儒家的礼教伦理价值处于对立的状态。
不过,士族名士南渡之后,大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一,中原、巴蜀等沦为少数民族逐鹿、割据的地区,保卫中华正统、克复神州成为东晋政权最重要的动员价值,儒玄之争下降至次要的位置;其二,随着以南渡名士为主的士族阶层成为共治集团的主导力量,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重新复苏,士族名士虽然并不特别忠诚于具体的某位皇帝,却依然认可晋室作为国家的象征,换言之,士族名士在精神上以玄学出世脱俗自许,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兼具了务实为国的一面,即形式上完成了脱儒入玄,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态度又有所回归。
这种儒玄混合的情形,并不仅仅发生在王导、庾亮等当权士族身上。所谓以放纵闻名的江左八达,除江州长史毕卓、“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之子阮孚饮酒过度,不把王事放在心上以外,其余人入仕东晋政权后,《晋书》上基本没有特别负面的记载。湘州刺史胡毋辅之、给事中光逸分别死于任上;阮放曾任吏部郎,“在铨管之任,甚有称绩”(《晋书·阮放传》),后死于交州刺史任上;大将军府长史谢鲲多次对王敦作出劝谏,被外放为豫章太守;谢鲲“莅政清肃,百姓爱之”(《晋书·谢鲲传》),最后死于任上。
苏峻、祖约动乱期间,羊曼、桓彝尽忠职守,率众与叛军血战,最后以死殉国。这与信仰儒家礼教的卞壸父子的牺牲,没有本质的区别。羊曼出自泰山羊氏,曾出任丹杨尹要职。叛军进攻时,羊曼以前将军的身份,率文武守卫云龙门。战事不幸失利后,有人劝他躲避。“曼曰:‘朝廷破败,吾安所求生?’”(《晋书·羊曼传》)坚持率众不退,被叛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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