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帝司马衷登基不足一年,即发生外戚、宗室势力之间的相互残杀。外戚杨骏大权独揽,打破了共治结构的平衡原则,遭到宗室势力反击而身死族灭。皇后贾南风代行最高统治者权威后,重用张华、裴 等大臣,一度实现了外戚、宗室和士族官僚的短暂共治。这是武帝建设儒家理想社会、晋室统治的合法性得到一定程度认可的结果,晋惠帝以及武帝生前认可的太子司马遹,共同构成了晋政权正统的象征。贾南风取得共治集团主导者的位置,一个很大的原因,即是晋惠帝受其控制、为其背书。随着司马遹最终被其杀害,贾南风沦为众矢之的。
外戚杨骏打破平衡
公元290年,西晋太熙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在他尚未瞑目的弥留之际,其精心安排的平衡局面已经被打破。杨骏在女儿杨皇后的协助下,扣下了武帝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辅政大臣的诏书。杨皇后向华廙(华歆之孙)、中书令何劭(何曾之子)传达武帝口头旨意,起草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成,后对廙、劭以呈帝,帝亲视而无言”。(《晋书·杨骏传》)杨骏、杨皇后在武帝已经丧失最高统治者判断力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任命杨骏为唯一辅政大臣诏书的程序,这无疑是一场政变。
之后,杨皇后、杨骏一再催促司马亮去许昌镇所赴任。武帝在昏睡中一度醒来,曾问汝南王司马亮来了没有,左右皆支吾回答未到,不久武帝病危,在含章殿中驾崩。
杨骏是晋武帝司马炎用来平衡宗室诸王、功臣士族的工具,虽然权倾朝野,但是在组织体制内部风评较差,根本难以服众。杨骏的权力来源,主要依靠武帝的支持。晋武帝病危时起用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政,固然包含着对杨骏任用心腹私人的不满,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稳定大局的深层考虑。对于杨骏一党而言,和宗室势力充分合作也是最为安全的选择。但是,杨骏才识浅薄,不能理解晋武帝的一片苦心,采取矫诏自立的方式,把自己放在了被攻击的危险位置上。
廷尉何勋等人随即鼓动司马亮起兵讨伐,司马亮的性格比较老实胆怯,没有及时实施反击,连晋武帝的丧仪也未参加,星夜奔赴许昌上任。杨骏与宗室势力之间的摊牌暂时得以避免。
司马衷在武帝去世的当日即位,是为晋惠帝,改年号永熙。杨皇后被尊为太后,贾南风被立为皇后,惠帝还正式任命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总揽朝政。杨太后并非惠帝的亲生母亲,杨骏以太后之父的外戚身份独掌大权,既无显赫的军功,又不是经学玄道大师,正当性很不充分。《晋书·杨骏传》中记载,“梓宫将殡,六宫出辞,而骏不下殿,以武贲百人自卫。不恭之迹,自此而始”。实际上,杨骏不去参加武帝的移殡仪式,不一定是因为对武帝不敬,而是担心遭遇暗算的一种自保反应。
杨骏任用外甥段广、张邵担任近侍,“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晋书·杨骏传)。即利用近侍与杨太后控制惠帝和外界联系的管道,从而保证令从己出。杨骏相当忌惮皇后贾南风不受控制,把亲信一一安插进禁军系统,这又引发了司马氏宗室贵戚的强烈不满。他模仿魏明帝曹叡大封天下人爵位的政策,免除天下租、调一年,二千石以上官员皆封关内侯。杨骏希望以此收买人心,但是,士族名士对他的品格、学识和才能看法很是负面,故其收买的成效相当有限。
杨骏住在曹魏大将军曹爽以前住过的宅第,用人范围比当年曹爽的圈子还要狭小。杨骏之弟杨珧、杨济的名望能力都超过他,多次劝他改变做法,杨骏不能听从,把他们废置家中。冯翊太守孙楚是杨骏的至交,向他解读形势:“今宗室亲重,藩王方壮,而公不与共参万几,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晋书·杨骏传》)杨济、尚书左丞傅咸和石苞之子石崇相互议论,一致以为只有召回汝南王司马亮,实现与宗室势力共治,国家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杨骏听后,均不予采纳。
在晋武帝精心设计的共治策略结构中,杨骏一意孤行,选择一人独大,其悲剧性结局从一开始已经注定。
倒杨政变的正当性
贾南风为贾充、郭槐夫妇之女,贾充是武帝朝最为显赫的外戚重臣,两女分别嫁给齐王司马攸和太子司马衷。杨氏家族早期尽管一门两后,对于贾家仍是刻意地交好。晋武帝发现贾充在司马衷立嗣问题上态度暧昧,转而扶持杨骏兄弟取而代之。贾充去世后,杨家的权势完全超越了贾家。武帝一度想废除贾南风的太子妃地位,后又改变主意,杨芷皇后、杨珧等杨氏家人的求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晋惠帝的后宫之中,杨芷为皇太后,贾南风为皇后,实际上身为婆母的杨太后比贾南风还要年轻两岁。《晋书·武悼杨皇后传》上描绘杨芷皇后:“婉嫕有妇德,美映椒房,甚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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