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初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
——《晋书·安帝纪》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是其身后乱局的始作俑者。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和以王恭、殷仲堪坐镇外藩的士族名士对决,是孝武帝生前一手造成的。王恭、殷仲堪等人主动挑起战争,破坏了皇帝主导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而又没有能力重建当权士族主导的政权,造成共治集团内部极大的动荡。
司马道子下令直接诛杀孙泰,司马元显推行“免奴为客”政策,以及主动向桓玄荆州兵集团宣战,都是引发冲突的激进举措。司马氏父子代行皇权的失败,本质上还是缺乏能力去挑战“务必清静”、优容士族的现实政治,缺少资源去建设稳定的宗室、士族共治的上层结构,反而让中下层武人势力演变为独立的力量。其中,刘牢之北府兵集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先后扭转了王恭、司马道子对垒的结果,击退了孙恩长生人宗教集团的进攻,在司马元显与桓玄荆州兵集团的决战中,北府兵突然阵前倒戈,直接把桓玄送入建康主政。
在桓玄大肆屠杀北府兵上层将领,并且仓促建楚称帝后,刘裕等北府兵中下级武人以恢复晋室为号召发动起义。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刘裕先后消灭桓氏荆州兵集团,北上灭亡南燕政权,南下平定卢循长生人叛乱,清除刘毅等新北府兵集团内部的异己,铲除司马休之等宗室势力残余,实现了包括巴蜀、荆襄在内的南方高度统一。刘裕通过集权政治,重建专制的权威,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土断、抑制豪强,一定程度上集中控制了国家的资源,从而突破了系统死结的束缚,为再度北伐、灭亡后秦政权创造了条件。
刘裕终结了两晋的共治,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完成换代称帝。但是,刘裕未能重建儒家王道的伦理价值,禅代前后残酷杀害晋安帝、晋恭帝,成为南朝各代血腥更迭的始作俑者。这种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皇族子孙、功臣武将的行为选择,魏晋时代价值观、方法论背离造成的治理扭曲,相伴南朝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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