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晋书·宣帝纪》
晋朝脱胎于曹魏国家运营系统,曹魏又脱胎于东汉献帝政权。东汉、魏晋其实系出同源。西汉、东汉历经四百余年统治,儒法两种思想相互融合,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等秦制充分结合,特别是经过王莽代汉失败的历史性反复,汉室“受之于天”的观念根深蒂固。光武帝刘秀奠定了组织体制中士大夫文官政治的制度基础。东汉时代儒学兴盛,各地先后出现经学世家。这些家族掌握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进而演变为官僚世家,代表着先秦贵族政治在新时期的变形复活。
东汉晚期,世家大族、名士与太学生等相结合,控制政治运营系统儒学价值的话语权,进而和重用宦官的桓、灵两帝发生冲突,其实质是在追求儒家伦理的基础上与君主共治。东汉、曹魏和司马氏晋政权换代的历史巨变,集中在五十余年的时间跨度里,产生了所谓系统的死结。
曹操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帜,实际上安排儿子曹丕代汉,形成动员的价值与实际的政治操作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司马懿继承了曹操以暴力改变现实政治的方法论,大肆屠杀曹爽集团名士,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继续接力,重点清除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其间还发生了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价值底线的事件。在东汉献帝朝廷、曹魏政权和司马氏集团,组织体制中的官僚士大夫具有高度的传承性和重合度,尽管迫于暴力的威胁,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和妥协,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内心认可新生的晋政权。在最讲究天命的时代,晋王朝的开场即被笼罩在巨大的不合法阴影中。
系统的死结严重损害了士族、民众对于魏晋国家的忠诚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受到挑战,从而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教化功能。世家大族、名士官僚从钻研两汉经学名教,转而拥抱老庄玄学,在政治上鼓吹君主无为而治。司马氏父子强化凸显孝道的儒家思想并将其作为统治理论,助长了士族先家后国、家族利益优先的周制小共同体本位的倾向。这些对于晋武帝司马炎制定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部署组织体制的人事和机构,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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