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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晋武帝,儒家理想社会的布局

丁亥,帝耕于藉田。戊子,诏曰:“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悯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

——《晋书·武帝纪》

晋武帝是继秦始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位完成天下大一统的最高统治者。武帝洞察治理体系中的死结现象,完成禅代革命后,倡导黄老清静无为之政,改行儒家王道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不仅善待前两朝的皇族,还以近乎自我救赎的态度,优容被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杀害的士人遗属,通过减轻法家严刑峻法、政治压迫的方法,从而提升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武帝大量分封宗室、士族功臣,实践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一方面通过九品中正制、五等爵制和户调式等制度安排,对士族给予优先品评入仕、爵位世袭和占有土地及依附人口等各种特权。既符合东汉以来士大夫建设周制儒家社会的政治理想,也是对士族阶层接受魏晋禅代政治现实的酬庸。另一方面,武帝把宗室势力置于国家组织体制最重要的位置,通过宗王参与中枢和主管地方军政两项制度,尽力维护君主在共治结构中的专制地位。这是在晋室“受之于天”的正统观念尚未成为士民共识的前提下,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政治安排。

武帝在接班人及辅政大臣的选择上处理失当,固然和他善于平衡操作而缺少法家杀伐果断的性格有关,但是,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武帝内心无法真正信任包括士族在内的文官武将,故而不得不采取重用外戚、增强帝系力量在宗室中的位置等措施,其实也是基于死结背景的选择。

晋武帝司马炎部分恢复周制,作为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君主专制的秦制方法论的历史回摆,这似乎顺应了东汉以来崇儒潮流发展的结果,也是武帝追求晋政权天命的主要手段。随着国家再次统一,晋王朝统治的有效性达到较高状态,武帝平天下而不封禅,表面上晋室似乎取得了天命,但是,共治集团内部的宗室、外戚势力骄奢淫逸、自成体系;士族阶层没有因为武帝崇儒,继续服膺皇权受命于天的儒家思想,反而孝而不忠、先家后国,出现了脱儒入玄的价值转变趋势。晋武帝对之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就埋下了其身后儒法国家皇权至上的价值与宗室揽权、士族自保等政治现实对立冲突的前因。

晋武帝未能建设起士民对于儒学、晋室与皇帝三位一体的忠诚体系,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最多停留在对于晋室及武帝本人的认可上。武帝希望以让步、妥协,部分降低统治的有效性,换取统治集团内外势力提升对于系统合法性的评价,重建儒学价值的信仰,这显然不是成功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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