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王导仅带少量随从进入建康,世家豪族一度处于观望状态。“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为此,王导特别策划了阴历三月三上巳日水边祓禊。
司马睿端坐华轿,王导、王敦等人皆骑骏马跟随,展现了雍容的王者风范、飘逸的士人之风。正在现场的江东名士顾荣、纪瞻,不觉惊叹下拜。王导主动前往礼聘顾荣、贺循入仕,顾、贺接受后转相推荐,纪瞻、周玘等当地名流纷至沓来。这表明他们不再顾忌江北扬州都督周馥阵营的监视,转而拥戴具有皇族正统身份、属于东海王司马越集团的司马睿。
王导在中枢的主导作用
司马睿抵达建康最初的日子里,经常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中。《世说新语·言语》中描述:“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顾骠骑即顾荣,时任骠骑将军。司马睿竟把住在前东吴政权故地,视为寄居异国他乡;反而是顾荣不断劝慰司马睿“王者以天下为家”,透露出江南大族希望通过拥立正统的皇权,从而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各种利益。
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建武将军、吴兴郡豪族钱璯奉命北援洛阳途中,在扬州发动叛乱,司马睿、王导直属卫队的武力不足。顾荣居中协调,周玘继平定张昌、陈敏之后,第三次指挥自己的私兵进行平叛,这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定江南”。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司马越下令攻击周馥,司马睿奉令北上增援,主要的力量仍是南人将领甘卓的军队。
在司马睿争取吴中世家豪族支持的过程中,王导起到了沟通、周旋和定策的重要作用。随着北方士族名士的南下,王导又成为南渡侨居士族实际的核心人物。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司空荀藩、司隶校尉荀组等人传檄天下,共推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晋书·王导传》中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田余庆先生考证,南来的中原士族名士,大多属东海王司马越系统 ,拥护出自同门的司马睿理所当然。其中,前骑都尉桓彝到建康后,深感司马睿孱弱而不足以图大事,后见王导,遂感慨江东有管仲而心安。
公元313年,西晋建兴元年,司马睿获得了晋政权丞相的名位。王导大量任用北方人士,占据司马睿任用官僚中的大部分位置,取得了对南方世家豪族的主导地位。王导一方面继续给予南方人士经济利益上的照顾,一方面利用南人身上的弱点,进行政治上的分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研究后提出,虽然同样被称为江南豪族,但知识人才辈出的吴郡、会稽名门,和阳羡周氏、武康沈氏这种粗鄙的乡野豪族之间,仍存在着社会评价上的等级落差。王导注意到江南豪族自身隐含的这种微妙嫌隙,成功扩大其落差,分裂了江南豪族。
江东吴地社会较之北方发育要晚,又以中原文化作为先进的榜样加以倾心学习。孙吴士族对洛阳士族在钦羡之余,处处都仿效洛阳士族。《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讥惑篇》讲到,吴地士族在书法、语言乃至哭上,都学“中国”。
随着中原士族、名士云集江南,当时所带来的所谓先进文化,其核心性的支柱就是九品中正制度及支撑着这一制度的观念。简而言之,那就是“基于乡论空间中的人物评价来构建政治性、社会性的金字塔秩序” 观念,即朝廷依据乡论来选官。王导特别安排南士中的文化世家担任“郡中正”,行使对江南士人的乡品选举大权,邀请他们参加南渡士族名士社交聚会,授予其高位。
对于其他武力豪族,王导采取了政治压制的方法。这不能不引起阳羡豪族周玘等人的强烈不满,周玘有“三定江南”之功,去世前把愤怒的情绪传递给儿子周勰。公元314年,西晋建兴二年,吴兴郡豪族徐馥联络周勰动员部曲私兵叛乱,“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晋书·周处传附周玘传》)。不过,孙氏在江东经营九十年余年,从未建立起士民对于价值、吴政权和皇帝三合一的信仰体系,孙皓时期过度消耗资源,引发士民强烈不满,孙氏后人在江东号召能力有限。
王导利用豪族间不能联合的弱点,任命周勰族兄周莚进行平叛,迅速将其瓦解,对周勰则从宽处理了事。之后,包括吴兴沈氏在内的其他武力豪族,不得不向以王导为中心的南渡侨居士族暂时臣服。
王敦控制了中上游
《资治通鉴》的编撰者,没有采纳《晋书》中王敦参与三月三祭祠活动的记录。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王敦在太尉王衍安排下出任青州刺史,公元308年,即永嘉二年三月三,他可能尚在青州刺史任上。王敦为王导从兄,不仅是琅邪王氏家族中重要成员,还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前太子司马遹遭废被送往许昌幽禁时,他曾经不顾禁令前往伊水送行,早年的名声远在王导之上。
不过,王敦也有作风残忍的风评。当年王恺、石崇以豪侈相斗,一次在王恺家中,王恺令美人敬酒,如果客人不把杯中之酒喝完,王恺即杀死美人。“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晋书·王敦传》)王导、王敦性情之高下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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