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晋朝的死结 / 正文
点评
第一节 王马共治与东周模式

晋元帝司马睿是帝制时期中原王朝崩溃后,第一位到南方恢复旧有政治系统的最高统治者。元帝重建晋政权,主要是南渡侨居士族、江东在地士族及在北方坚守的士族将领等在大敌当前之下共同拥立的结果,其中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邪王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导在建康主持国家的大政方针,王敦在荆州控制了最重要的兵权,原共治集团中的宗室势力已经损失十之八九,晋武帝创立的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的共治,已经向当权士族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转变。

当然,东晋初期的王马共治处于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中,国家尚未形成被各方普遍接受的统治策略。

司马睿为何在江东得到支持

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其家族中祖父母一辈,与东吴政权颇有渊源。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与伏夫人之子,先后受封东莞王、琅邪王。司马伷比司马昭小十六岁,曾经坐镇邺城,参与看管曹魏的宗室王公。曹髦挥剑进攻司马昭府邸时,司马伷率部赴宫中阻止,顾虑到曹髦皇帝身份,司马伷及手下兵士选择散开,从而与弑君的恶名擦肩而过。司马伷是平吴之役的主要指挥者,“率众数万出涂中,孙皓奉笺送玺绶,诣伷请降”(《晋书·宣五王传》)。

司马伷之妻即司马睿的祖母,为诸葛诞的女儿。诸葛诞起兵失败后,作为人质留在东吴的幼子诸葛靓,即司马睿的舅公,归降对方后,担任右将军、大司马等职,一度奉命镇守建康。孙吴亡国后,诸葛靓返国请罪,回到洛阳其姐诸葛太妃处。

司马睿父亲司马靓35岁病逝,司马睿15岁继承琅邪王位。“八王之乱”中,司马睿叔父司马繇参与诛杀杨骏的政变,一度大红大紫接着又遭贬斥,最终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司马睿跟随东海王司马越参加荡阴之战,兵败后被劫掠至邺城,随即一路潜逃,回到了封国。

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王衍族弟王导,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与司马睿多年交好,司马睿请王导任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书·王导传》)。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偕王导等人南渡建康。

在这之前,两汉政权四百余年间,尚无中原的亲王坐镇江南。孙权在南方立国,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即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及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大量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 淮南国相刘颂曾向武帝上书,考虑到原先原孙氏集团文武官员“一旦堙替,同于编户”,建议“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晋书·刘颂传》),即分封亲王常住江南,对失去政治特权的世家豪族予以任用。

武帝去世前五个月,调整宗室诸王安排,分封九子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分封9岁的二十三子司马晏为吴王,以丹阳、吴兴和吴三郡作为食邑。晋政权也启动了在南方选拔人才,除了留用的原东吴集团部分官员,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荣、纪瞻、贺循等名士得到征召。

相比较孙吴政权繁重的赋调、徭役和兵役等资源剥削,以及严刑峻法的暴力压迫,晋武帝根据其儒道合流的清静政策理念,在吴地采取宽大之政,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世家豪门拥有土地与依附田客的经济利益未予触动,“吴人大悦”(《晋书·武帝纪》)。

东汉时代起,江南士民对中央政权便存在敬畏之心,曹操大军南下之时,孙权手下张昭等文官主张投降,反映了南渡名士及江东士族仍把中原政权视为正统。孙权作为第一位在南方建立皇权系统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和世袭军团将领、在地豪族组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被士民认为真正享有天命。对照中原的士大夫,吴地士族名士对司马氏得国不正并不敏感,反而对晋政权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公元303年,西晋太安二年,张昌部将石冰率流民武装侵入长江下游,由于郡县没有守军,阳羡周玘等豪族以佃客私兵为主自发组织部队,推举吴郡世家顾秘为盟主,主动协助江北晋军攻击石冰,次年取得胜利后,解散部队各自返乡。这充分证明了世家豪族自保的基本诉求,以及对晋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尚持认可的态度。

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讨伐石冰之役中立有战功的晋军将领陈敏,乘中原动乱、司马越率军西行之际,假称皇太弟司马炽任命自己为扬州刺史,企图割据江南自立。陈氏兄弟驱赶朝廷的官员,分别攻占江州等重要据点,一时尽略吴越之地。陈敏自称大司马、楚公,加九锡,私自任命顾荣等四十余位南方士族为郡守、将军,顾荣等人可能出于保境安民的想法,一度接受了他的官爵。

与南士交好的司马越集团军咨祭酒华谭闻讯,立刻修书顾荣进行劝说,直指陈敏出身仅为“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晋书·陈敏传》),不可能再创类似孙氏家族割据的历史。周玘、顾荣等人因此转向,主动与江北晋军联络,再度动员世家豪族举兵,里应外合击杀了陈敏兄弟。陈寅恪先生认为,对于江东豪宗来说,他们宁可拥护与自己阶级出身、思想信仰(儒家名教)相同的司马氏立国于孙吴旧境,而不愿看到陈敏这种令史、顽冗、下才在孙吴旧境称王。

司马睿、王导仅带少量随从进入建康,世家豪族一度处于观望状态。“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为此,王导特别策划了阴历三月三上巳日水边祓禊。

司马睿端坐华轿,王导、王敦等人皆骑骏马跟随,展现了雍容的王者风范、飘逸的士人之风。正在现场的江东名士顾荣、纪瞻,不觉惊叹下拜。王导主动前往礼聘顾荣、贺循入仕,顾、贺接受后转相推荐,纪瞻、周玘等当地名流纷至沓来。这表明他们不再顾忌江北扬州都督周馥阵营的监视,转而拥戴具有皇族正统身份、属于东海王司马越集团的司马睿。

王导在中枢的主导作用

司马睿抵达建康最初的日子里,经常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中。《世说新语·言语》中描述:“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顾骠骑即顾荣,时任骠骑将军。司马睿竟把住在前东吴政权故地,视为寄居异国他乡;反而是顾荣不断劝慰司马睿“王者以天下为家”,透露出江南大族希望通过拥立正统的皇权,从而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各种利益。

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建武将军、吴兴郡豪族钱璯奉命北援洛阳途中,在扬州发动叛乱,司马睿、王导直属卫队的武力不足。顾荣居中协调,周玘继平定张昌、陈敏之后,第三次指挥自己的私兵进行平叛,这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定江南”。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司马越下令攻击周馥,司马睿奉令北上增援,主要的力量仍是南人将领甘卓的军队。

在司马睿争取吴中世家豪族支持的过程中,王导起到了沟通、周旋和定策的重要作用。随着北方士族名士的南下,王导又成为南渡侨居士族实际的核心人物。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司空荀藩、司隶校尉荀组等人传檄天下,共推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晋书·王导传》中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田余庆先生考证,南来的中原士族名士,大多属东海王司马越系统 ,拥护出自同门的司马睿理所当然。其中,前骑都尉桓彝到建康后,深感司马睿孱弱而不足以图大事,后见王导,遂感慨江东有管仲而心安。

公元313年,西晋建兴元年,司马睿获得了晋政权丞相的名位。王导大量任用北方人士,占据司马睿任用官僚中的大部分位置,取得了对南方世家豪族的主导地位。王导一方面继续给予南方人士经济利益上的照顾,一方面利用南人身上的弱点,进行政治上的分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研究后提出,虽然同样被称为江南豪族,但知识人才辈出的吴郡、会稽名门,和阳羡周氏、武康沈氏这种粗鄙的乡野豪族之间,仍存在着社会评价上的等级落差。王导注意到江南豪族自身隐含的这种微妙嫌隙,成功扩大其落差,分裂了江南豪族。

江东吴地社会较之北方发育要晚,又以中原文化作为先进的榜样加以倾心学习。孙吴士族对洛阳士族在钦羡之余,处处都仿效洛阳士族。《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讥惑篇》讲到,吴地士族在书法、语言乃至哭上,都学“中国”。

随着中原士族、名士云集江南,当时所带来的所谓先进文化,其核心性的支柱就是九品中正制度及支撑着这一制度的观念。简而言之,那就是“基于乡论空间中的人物评价来构建政治性、社会性的金字塔秩序” 观念,即朝廷依据乡论来选官。王导特别安排南士中的文化世家担任“郡中正”,行使对江南士人的乡品选举大权,邀请他们参加南渡士族名士社交聚会,授予其高位。

对于其他武力豪族,王导采取了政治压制的方法。这不能不引起阳羡豪族周玘等人的强烈不满,周玘有“三定江南”之功,去世前把愤怒的情绪传递给儿子周勰。公元314年,西晋建兴二年,吴兴郡豪族徐馥联络周勰动员部曲私兵叛乱,“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晋书·周处传附周玘传》)。不过,孙氏在江东经营九十年余年,从未建立起士民对于价值、吴政权和皇帝三合一的信仰体系,孙皓时期过度消耗资源,引发士民强烈不满,孙氏后人在江东号召能力有限。

王导利用豪族间不能联合的弱点,任命周勰族兄周莚进行平叛,迅速将其瓦解,对周勰则从宽处理了事。之后,包括吴兴沈氏在内的其他武力豪族,不得不向以王导为中心的南渡侨居士族暂时臣服。

王敦控制了中上游

《资治通鉴》的编撰者,没有采纳《晋书》中王敦参与三月三祭祠活动的记录。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王敦在太尉王衍安排下出任青州刺史,公元308年,即永嘉二年三月三,他可能尚在青州刺史任上。王敦为王导从兄,不仅是琅邪王氏家族中重要成员,还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前太子司马遹遭废被送往许昌幽禁时,他曾经不顾禁令前往伊水送行,早年的名声远在王导之上。

不过,王敦也有作风残忍的风评。当年王恺、石崇以豪侈相斗,一次在王恺家中,王恺令美人敬酒,如果客人不把杯中之酒喝完,王恺即杀死美人。“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晋书·王敦传》)王导、王敦性情之高下可见一斑。

公元309年,西晋永嘉三年,王敦被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第二年恰逢钱璯叛乱,王敦又被任命为尚书,但王敦没有返回洛阳,而是选择前往建康,担任了司马睿府的军咨祭酒。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盘踞中游的江州刺史、华歆之曾孙华轶不服从司马睿指挥,王敦奉命组织西征军进行讨伐。其中主要的力量,还是属于原江南豪族的周访、甘卓等部,包括一度属于华轶阵营的陶侃军团。

击败华轶之后,王敦指挥陶侃、周访等武装,进一步歼灭了盘踞湘州一带的西蜀杜弢流民武装,随即王敦先后自兼江州刺史、荆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把陶侃调任最为边远的广州刺史,将周访派到北部前线襄阳担任梁州刺史,从而有效地掌握了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琅邪王氏也不是铁板一块,在独霸荆州的过程中,王敦杀害了前荆州刺史王澄。太尉王衍设计狡兔三窟之局时,动员司马越任命其弟王澄为荆州刺史。王澄名声当时在王敦之上,王衍品评天下人物,把王澄放在第一,庾敳第二,王敦仅列第三。王澄荆州上任后,纵酒行乐不理政务,巴蜀流民散入荆湘,王澄派军讨伐,把请降的八千余人沉入江底,“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晋书·王澄传》),王澄实际上是造成杜弢流民起义的直接责任人。

之后,司马睿征召王澄为军咨祭酒。王澄前往建康途中,路经豫章时,王敦设宴款待。席间王澄言语之间,仍以昔日的傲慢对待王敦,引发王敦极度不满。王敦把王澄及左右护卫全部灌醉,派力士将其扼死。“二十四友”之一、坚持在北方抗击匈奴的并州刺史刘琨闻讯,不由叹息王澄咎由自取。虽然王澄军政实务能力较弱,但他的名士声望仍远在王敦之上,王衍遇难后,王澄的清谈水平可能在王氏家族中最高,这可能也是他遭到王敦忌惮而被杀害的主要原因。

王氏家族人员众多,不久王敦推荐了从弟王廙担任荆州刺史。永嘉南渡后,王导在建康主导中枢,王敦长期控制以荆州为中心的中上游区域,王氏子弟遍布朝中,这和司马氏皇族的凋零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人“王与马,共天下”的评论,是司马睿政权形成前后政治现实的客观描述。

东晋成立是各方拥立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睿、王导南下建康,是东海王司马越集团的安排。王导、东海王妃裴氏等人居中策划,最终得到了司马越的首肯。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掎角。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漕运江南粮食的目的。而且,司马睿南下最初的安排,与平东将军、扬州都督周馥的职能重复,司马越用以对付周馥阵营的目的明显。总之,司马睿坐镇南方,最初是作为司马越集团的一个分支,而与皇权系统的转移无关。

“永嘉之乱”洛阳失陷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三个太子行台。其中青州刺史苟晞拥立豫章王司马端,幽州刺史王浚自建皇太子行台,又始终没有明确拥立的对象,随着石勒的军队先后将其击破,这两个行台随之烟消云散。荀藩、荀组兄弟在密县设立行台后,虽一度奉司马睿为盟主,但在武帝之孙、吴王司马晏之子司马邺到达后,荀藩等大臣又拥立司马邺为太子。随后,司马邺被阎鼎等关中武装带往长安称帝。

公元317年,西晋建兴五年,安东将军宋哲从长安辗转来到建康,传达晋愍帝司马邺在陷落前发出的诏书。愍帝声称自己处境极度危险,“恐一旦崩溃”,要求向丞相司马睿转达,“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晋书·元帝纪》)。从诏书的口气、内容来看,宋哲传递愍帝口谕的可能性较大,城破之际,愍帝可能通过多个渠道,向外部传达了希望司马睿延续大统的信息。

远在西凉的张轨之子张寔,也接到愍帝最后的诏书,其中特别提到:“琅邪王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以诏王,时摄大位。”(《晋书·张寔传》)这些无疑增加了司马睿传承晋室帝位的正统性。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二十五个儿子及其后代几乎全部死亡,其父司马昭一系也没有血脉传承。渡江南来的司马氏皇族成员,以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祐和彭城王司马雄五王最为著名。这些惊涛骇浪中的幸运儿,或为司马懿孙辈,或为司马懿之弟的后人,均非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帝室的嫡系。司马睿先是进位为晋王,征召王府官员百余人,时人称为“百六掾”,并着手在建康建立宗庙社稷。为了体现自己帝室身份的纯正,司马睿以晋武帝司马炎的嗣子自居。

公元318年,确认了晋愍帝最终遇害的消息,在孤悬北方、坚持抗击匈奴汉国的士族官僚刘琨、邵续,鲜卑将领段匹䃅、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余人的联名劝进下,司马睿即皇帝位,改年号太兴,是为晋元帝,历史上称其引领的统治为东晋政权。

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创立帝制以来,第二次在南方出现新的皇权系统。与第一次孙权自立不同的是,东吴政权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区域性的割据政权,而司马睿在建康称帝,首先是晋王朝中央政权的延续和重建,其次,也是南渡侨居,江东在地和坚守北方的各地士族、将领共同拥立的结果。晋政权虽然离开了中原故地,但是,依然以代表中国的正统政权自居。

当时的北方地区,坚守十余年的并州城被匈奴汗国攻破,司空、并州刺史刘琨与鲜卑段匹䃅部会合,继续宣誓忠于晋政权,派出司空府左长史温峤南下劝进;冀州刺史邵续孤守富平城,委托前渤海太守刘胤等人南渡;鲜卑大都督慕容廆据守辽东,收留大流亡的士族庶民,发展农耕、开设学堂,仍以建康朝廷为正朔。之外,西凉张寔沿用晋愍帝的建兴年号,隐含割据自立的用意,不过,他也向天下发布檄文,表达了拥戴晋王司马睿为帝。

相比较晋武帝司马炎开国,元帝司马睿重建晋政权呈现出不同的统治形式。魏晋革命历经十余年的准备,公开反对者被残忍清除,虽然武帝登基,收到了大量劝进、效忠的表文,但是,这种禅代本质上还是暴力压迫的产物,武帝通过重用宗室势力掌握各地兵权的方式,保证了皇帝在宗室、士族共治策略中的主导性。西晋政权的建立,处于合法性较低而有效性较高的“低高”型状态;而元帝受到拥戴,其实是南北士族等各派势力在大敌当前形势之下的选择。元帝显然缺乏君主专制的能力,其宗室诸王中十之八九已经死于动乱,以王敦为代表的士族权臣控制了兵权,东晋政权的统治处于合法性较高而有效性较低的“高低”型状态。

在元帝的登基大典上,元帝升御床要求王导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晋书·王导传》)晋元帝与王导同年,这一年都是43岁,元帝居然还曾称呼王导仲父,反映出元帝内心极度的不自信。

以王导、王敦为领袖的琅邪王氏,作为当权的士族,事实上主导了君主、士族共治的东晋统治集团。王导把元帝比喻作太阳,说明当权士族至少名义上尚奉晋元帝为共主。如果说西晋时皇帝主导的宗族、士族共治类似西周的模式,那么当权士族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更接近东周早期的模式,即皇帝仅仅作为国家的象征,而不是实际的专制统治者。晋元帝当然不可能满足于自己的象征地位,而且,当权士族与其他士族之间也会存在种种矛盾,这些都注定了东晋之初政治系统巨大的动荡。

本章共 4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